第五十三章法家～申子申不害 (第2/3页)
人们很多时候会将申不害与韩非子相提并论，或者与商鞅并称。但在汉朝，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申不害谈到的“法”与商鞅的“法”不是一回事——前者指的是政府的办法、技术，而后者可以直接释为法律。 实际上，古书里也有不少证据表明申不害与法家之间有着显著的界限。比如，韩非子曾经批评申不害忽视法律，而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赞赏和使用了申不害有关行政方法的思想，但法律上则遵循商鞅的学说；再如，汉文帝被《史记》评价为“本好刑名之言”。汉文帝任用的大臣，多受申不害思想的影响，包括贾谊、晁错。但文帝本人却以宽厚著称，还改革刑罚，废除了rou刑和许多不必要的酷刑。 《申不害》一书通过对《申子》的详细解析，概括出申不害学说的主要内容，也解释了他的学说为什么在后世虽然被不断沿用，却在台面上很不受待见。比如，申不害强调君主要独断，这与儒家观念格格不入。但需要指出的是，申不害同时还强调了君主的客观、公正，并量才使用，让专才依照规程处理行政事务，而不要独揽所有事务，这其实与现代行政学的观念是很接近的。申不害还反对举荐贤才的做法，因为这很可能会导致官职落入一个派别、一种籍贯的人群，选出的官员很可能无法达到才识要求。 为什么运用了包括申不害、商鞅、韩非子等人学说进行统治的秦王朝，却尴尬地二世而亡？《申不害》一书指出，秦始皇、李斯等人没有意识到，申不害虽然强调君主要保持控制，但并不提倡对大臣的心理压制，而是寻求君臣密切合作；虽然强调要在政府中建立问责制，但反对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恐怖统治——秦朝建立了相当严密的督责体系，恰恰就因此造成底层官吏因无法背负督责压力，而最终走向揭竿而起。还有一个例子是，明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帝，以苛刻的问责杀光了忠诚于他、立功无数，却偶有过失的大臣，最终众叛亲离，这显然也有悖于申不害的观念。 因为秦朝统一了六国，为中国的形制打下了基础，所以秦朝在历史认知上属于正统。特别是在成王败寇的意识下，秦国的国君、秦国的功臣自然是要比六国强点，要不然为何是它统一了天下？ 但是国家的强大虽在乎君臣，却是世代合力的结果，并非一人之力。 商鞅变法是秦国强大起来的关键，是法家“法”派正式运用到国家层面的成功案例。 相对于儒家的仁义治国，法家的核心是以“法”治国，在这个基础上，因为侧重点的不同发展为三个流派，即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 要清楚的是法家三分，但并不是各自单飞，在治国的运筹中，一般都是三管齐下，只不过各有侧重。慎到侧重于君王权势大统，申不害注重帝王之术，即官场驭下之术，而商鞅主张的是以法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健全法制，排除人治的因素。 可以看到，“势”其实就是后来“黄老之术”的起源，简单来说，君王只管方向和大事，而“术”则注重人心管控，看重掌握政权和推行法令的手段和策略。 其实这二者都是“人治”，是否见效更多地取决于君王的个人能力。 而商鞅的“法制”，则保证了个人因素被缩小到最低，整体制度能够在任何人缺席的情况下正常运转。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法制为最优。但是生在战国时代，对治国之道，这些学者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知道天下人心已乱，何种思路、何种决策才能更好统治百姓，强大国家，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有定谱。 因而才有稷下学宫的辩论不休，才有赌上国运的变法改革。 商鞅和申不害的学术观点在法家中各有侧重，两个人也选择了不同国家进行辅助。 申不害韩国为相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让一个弱小的国家在强敌环伺下，逐步强大起来，其才能不可小觑。 而商鞅通过“法”治改革了秦国户籍、军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区划、税收、度量衡以及民风民俗，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经济上，他主张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军事上，他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让秦国从被各国轻视欺凌下站了起来，成功地为嬴驷称王打下了基础。 如果我们忽略掉秦始皇、吕不韦、李斯以及各位秦朝大将的丰功伟绩，只取申不害、商鞅这个时间段来独立看二人的政绩、成就，其实都是改天动地的改革派、法制派。 讲个人才能的话，其实并无高下之分。 但是讲学问侧重的话，“术”派的人治缺乏“法”派法治的稳定性、持久性，它太依靠君王和良臣了。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申不害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 另有一点就是虽然法治得以在秦国延续，商鞅却被嬴驷车裂，个人的下场很惨。 而申不害的死在史书上没有过多记录，只是“卒于韩都”。这显然是自然死亡，而不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中的变法失败自杀——那是为了衬托商鞅成功的艺术加工，不足取信。 二人的才能足可匹敌，学问商鞅的思路更对，但是收场，申不害就要好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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