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八章 菊花与刀 (第2/2页)

评如潮，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直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

    要知道，袁世凯这辈子就是在不停的与日本打交道。也难怪他对这本书这么在意了。

    一、驻朝时代:以战止战,全面排日

    袁世凯参与中日外交肇始于朝鲜，从此风云际会，在政坛崭露头角，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1882年他以庆军会办营务处的身份随吴长庆率淮军六营东渡入朝，先后参与平定壬午事变与甲申事变，直接参与对日外交活动。1885年11月，袁世凯以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身份再赴朝鲜，直到1894年回国，握有参与朝鲜的内政外交的大权，其中外交上的主要对手就是日本。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执行李鸿章与清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直接参与对日交涉；另一方面他对日本的认识与判断又反过来影响了政府对外交政策的制定。随着中日在朝影响力的消长，袁世凯对日外交的手段、对日本的认识及他在中日外交中的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军事对抗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快速发展，开始寻求向外扩张，采取所谓“大陆政策”，以北进朝鲜为实现这一政策的中心环节。因为当时朝鲜还属于华夏的藩属国，日本的首要任务就是割断中朝关系，全面控制朝鲜的内政与外交。1876年，日本借口江华岛事件，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自此，其侵略势力开始渗透到朝鲜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面对这种局面，清政府被迫采取了应对措施，力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壬午事变和甲申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1882年9月，朝鲜统治集团中的大院君派为和闵妃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发动了壬午事变。大院君派素来主张“攘夷排日”，所以在事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杀害日本人、攻击日本使馆的行为，日本大使花房义质被迫出走仁川济物浦，乘英舰回国，日本即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兵到朝鲜问罪，借机扩大侵略。为阻止日本人“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清政府决定派丁汝昌、马建忠等人入朝相机处理，同时调派吴长庆率庆军六营前往弹压。在马建忠等人的策划下，吴长庆带领当时任庆军营务处会办的袁世凯等人用计拘禁了大院君，并送往国内软禁，从而消除了日本人借机干涉的口实。

    在这次行动中，袁世凯因为严于治军、表现勇敢，得到了吴长庆等人的赏识。吴长庆向清政府保举袁世凯，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袁也因此被擢升为同知，并赏戴花翎。随后被聘请编练朝鲜新军，其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日本，形成了中日两国在朝鲜军事改革中的竞争与对立。在吴长庆被调回国后，袁世凯实际上掌握了驻朝清军的领导权，他大力扶植朝鲜统治阶层内部较为亲中的事大党，压制相对亲~日并得到日本人支持的开化党。

    不过，初次和日本人交手，袁世凯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发展状况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在他看来，日本不过是个岛国，根本无法和华夏抗衡，所以言谈之间也经常显示出对其实力的不以为然。他曾说:“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知多少尽杀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可畏者惟俄，他不足虑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陆，易事耳。”同时，他还与国内张謇、张佩纶等人所主张的“东征论”相互应和，不赞同李鸿章等人的对日让步政策，认为蕞尔三岛决不是华夏的对手，主张示之以兵威，甚至讨伐日本。很明显，这些言论虽然表现了一种积极的对日态度，却并不是建立在对日本正确认识上的判断，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天朝上国”的意识中。

    1884年12月，以金玉均、朴永孝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捕杀事大党的主要人物，劫持国王并排斥华夏势力，即为甲申事变。早在事变发生之前，袁世凯对之相当警惕，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他向实际主持对朝政策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所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华夏，更思他图。”在他看来，“朝鲜屏藩华夏，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这篇报告可以说是分析透彻、切中时要，引起了李鸿章的高度重视，并制定了应对措施。

    事变发生后，袁世凯联合其他驻朝将领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采取果断行动，挫败了开化党和日本势力的政变图谋。在围攻王宫解救国王的过程中，中朝军队直接和日本军队兵戎相见，日军势力不支被迫撤退，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出走仁川。袁世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这一行动正体现了袁世凯一贯的对付日本人“以战止战”的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争必开。”袁世凯因此受到李鸿章等人的器重与重用，日本人对他也恨之入骨，“撼之刺骨，百计排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