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第4/5页)

同志为我们村做出了杰出贡献，镇党委决定允其光荣退休，免去其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村里的全面工作暂由预备党员、村委会主任刘惠民同志负责。

    听到这里，会场里霎时寂静了起来，此时即便有一片树叶落下必也会造成人心灵上的强烈震颤。然而，只过了不足一支烟的功夫，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刘老蔫儿已涨得脸红脖子粗，他结结巴巴地反问道，这符合党章的精神吗？

    管区主任有些诡秘地说道，刘老蔫儿同志，我必须提醒你，这可是上级党委的决定，你不会连“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条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忘了吧？

    老支书刘老蔫儿顺从地低下了头，极不情愿地离开了他坐了三十年象征着我们村最高权力的那把椅子，有些蹒跚地走了，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他去世后，我们根据他的遗愿让他带走了那把椅子，或许在他见到马克思后仍旧可以坐那把椅子。

    闲话少说，只说当时看着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竟莫名其妙地如释重负，压力的突然减轻，居然会让我茫然无措起来。

    管区主任同样也呆了许久才自言自语道，不少失误其实也不能全怪罪到他的身上，单凭他做了这么多年支书仍不够宽裕的这一点儿，他就是一位好同志。照顾好他的生活，是我们的责任。不过，这位同志长期做一把手的经历早已把自己变得如同老牛一样倔强，为人处世不懂得变通，全凭个人喜好，这也是他丧失帅印的根本之所在。我找他谈过多次，可他至今仍认识不到，悲哀啊，我们当力戒之。

    对我来说，这一天，无论如何都是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中午，我非要开车拉管区主任去县里最高档的饭店吃饭。他甚是感念，却没有让我叫任何人，人也破天荒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我极力劝酒，也坚决不肯多饮，边笨拙地啃着螃蟹边问我，想到过这样的结局吗？

    我摇了摇头，听他讲下去，他说着已有些动气，你推荐的那个村会计更不是个东西，依我看，连刘老蔫儿也不如，为了这村支书竟然给我送去了二千元，被我当场摔到了脸上。据说，他给副书记也送了，要不是我直接去找了老大，事情还不知要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我愣了愣，眼前立即浮出村会计见到我和管区主任时的那副不阴不阳尴尬至极的表情，心生厌恶，情绪便变得起伏不定。

    他又反过来安慰我，千万别去为自己添负担，我是看你可交才告诉你的，其实，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关键的时候，就得靠朋友。这就是现实，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过，也别太当真。

    就象我这个管区主任，不过是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拿来混饭吃的差事，依我看，连你们这些村支书也不如：论官位儿，县里省里连******档案都不给存；论经济，不独立；论工作，尽是些扯不长拉不圆的烂事儿。变着法儿整点经费吧，又有人黑地里到领导那里告黑状，如果不是内线透露消息早，真不知要整出什么事儿来。

    其实******这些钱还不都用在了领导身上？逢年过节、搬新家、小孩升学结婚、过生日、生病，有哪一样不需要意思？万一有哪一次意思少了意思晚了不整得你服软才怪哩。******，现在这领导就是事儿多，生病也格外多。

    终日里小心翼翼还不说，万一遇上哪位领导哪天心情不好，不训你一顿，也要甩你个大长驴脸，让你哭不得笑不得又说不得。所以，那些有门路的会来事儿的都蹭蹭地窜了上去，或者调到了县里。象我这样的，就只有死靠，靠到退休算完了事。

    说完，他又给了我六千元的经费单子，分别是饭费、修街拉沙款、纸张等办公用品款各两千元，问我，是不是有点儿多？

    仅一次不多，但如此次数多了就多了。心里想着，我没有吭声，默默地把钱点给了他。他也不容易。

    3

    千万别以为我很大手，其实，我从不乱花钱，甚至多少带有那么点儿小气。这是阿惠带给我的弥足珍贵的影响。但我做人有个原则，既然答应了的事便要尽力去做好，而且会一切都围绕着“做好”这个目标。

    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便是关于农业税款的征收，倒不是我急于收回自己垫付的税款，那时的我已不在乎这俩小钱儿，在我看来，让村民在交款中逐步懂得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是任何社会都必须遵守的天经地义的法则，本身便是对村民的教育。

    未及开收，各大族长便纷纷找上门来。

    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规定，本应在新一届村委会产生后随即选举产生新的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内事务实行“一事一议”，但我却固执地认为，族长会议制度在我们村更有效，由于它同时兼顾了孤门小户人的利益，所以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公开性，不仅更便于集中民智民力，而且有利于做好少数人的工作。

    在农村，不少问题往往便集中在少数人身上，虽为数不多，却常常搅得工作无法展开。

    各大族长所反映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儿，就是村里的农业税征收存有极端的不公平，主要由于刘老蔫儿没有严格执行土地均分政策私自预留近一半的承包地所致。

    这些承包地都是村里的优质地，价格在八百元以上，高的甚至达到一千八百元。

    他原以为凭这些额外的收入足以应付税费改革后村里的资金困难，不料，麻烦因此而来了：承包地多的认为自己负担过重不肯交；承包地少的则认为地价下降自己地少吃亏不愿交；待要将承包地打乱重分，少地的趁了愿，多地的又考虑到土地的预期收入以合同不到期为由不想调，情绪急躁的甚至跑到刘老蔫儿门前大发虎威。

    各大族长由于顾及到各自利益，尽管我再三提醒要跳出原来的圈子去想问题，但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却又回到了老路上，各执一词，言辞激烈，一句话，就是村里目前的状况大罗神仙也没法办。

    这种情况下，敢于出手就是最好的办法，我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用现金找平差距，立即收回重新分配”的态度，并解释说，天底下没有绝对公平的好事，为了今后的公平必须打破现在的不公平，理由就是国家的土地政策，只要有政策就要执行政策，政策是标准，任谁都不能违反。

    族长们沉吟了许久，都感别无他法，才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

    农村人都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调整是农村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支书形象地把土地调整比作趟地雷，说即便炸不死至少也要脱层皮。但别无选择，若要有所发展，必须首先解决掉这个拦路虎。这样想着，便不顾管区主任“慎重，慎重，再慎重”的再三告诫，毅然选择了调整。

    管区主任正忙于竞争镇计生办主任，自是无暇顾及村里的事儿。他说，镇计生办主任是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职位，如果能够竞争成功，便是我一生最好的归宿了。

    他最终没有做成，让我不敢相信的是，后来居然连“片一”也没得做了，重又做起了“片三”。这是闲话，且不细说，只说出于慎重的考虑，我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与研究，最后连那些在调整中可能出问题的户都逐一进行了拜访，他们多数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