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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样的议论，令人最难忘的就是我娘那幸福的满足的笑。

    可以说，没有哪家的大人不望子成龙。只有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娘才终于恋恋不舍地把小家伙的护理权交还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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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交还给我们的时候，她总是不放心，似乎我们能慢待了他，不仅经常地问这问那，而且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咛“要照顾好孩子的生活既不要让他饿着了又不能让他太饱”“要定时接送不要委屈了他还要多注意安全”“要及时更换衣物不要冻了热了”“要多督促他识字”等等。

    婆婆的唠叨最容易让儿媳理解为不信任，杨丽对此极为反感，常怒极反笑地问，难道我不是他的亲娘吗？

    她虽是一个没有多少耐心的女人，自打接回了孩子的护理权之后，应该挑不出她一丁点儿不耐心的地方。

    但一次偶然的事件却让我娘全盘否定了她的努力，那是儿子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与小朋友抢玩具而碰破了脸，原已伤心至极与幼儿园的阿姨吵得一塌糊涂的杨丽却经不得我娘的一句“留不下疤痕吗”的愤怒地质问，两人骤然僵了起来，要不是杨丽总算东跑西颠地为小家伙消除了脸上的疤痕，两人的关系不知会僵到什么程度，指不定我娘非要收回小家伙的护理权不可。

    这当然只是一些生活细节，但绝不可以认为与主题无关，因为正是这样的生活细节在影响着孩子。

    对于孩子的教育，绝不可以忽视细节，我虽然无法完全说清这些细节到底对孩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细节往往能决定成败。

    也不知是否因为这些细节的影响，小家伙无疑是固执任性的，而且象多数孩子一样好奇。

    既已啰嗦到了这种程度，大家不妨耐心地听这样一个细节：或许孩子对**官的好奇属于一种天性，也或许是小家伙对于自己******的骄傲，他便经常问大人是否有******，大人们必定会按照大人们的逻辑坚定地回答“没有”。

    于是就有了某一次，某醉汉因尿急开了裤裆即欲方便，却不料小家伙与一同伙悄悄地就摸了上来，出于对大人的恐惧，用较长的树枝隔老远拨了拨醉汉的******，且不说因为树枝上有刺儿划破了醉汉的******其愤怒无比，只说小家伙从此便认定大人都在撒谎。

    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事实，对于孩子的教育经常会遇到类似的尴尬。当然，孩子无疑也是顽劣的。

    在我们村里，男人与女人对于孩子自古就有严格的分工：女人管生，男人管养；女人管照顾，男人管教。

    或许出于对自己读书辛苦的感触，我几乎放任了对小家伙的管束，总希望给他更多的自由与快乐，尽管我跟其他几乎所有的父亲一样望子成龙，但我还是觉得自由与快乐是人最大的幸福。

    我的做法不仅遭到了包括我妻子和父母在内的所有最亲近人的反对，也遭到了现实无情地辩驳：虽说高考的压力已远不如从前，但中考的难度却提高了不少，倘若进不了全县一流中学，名牌大学自是不敢奢望，毕业之后……我不敢再想下去。

    说来奇怪，我竟然没有想到要让他进入自己的公司，我甚至对于世人所常说的子承父业隐隐感到了后怕。

    大概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比自己好，但什么是好？倘若问及，却说不清了——人都这样，关心则乱。

    或许由于自己创业艰难便不肯让孩子再去吃自己这样的苦，而且我隐隐地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似乎还是当干部更体面些：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不，当然不能说没用，但还是那些公家的作为更有成就感吧？

    且不说我反复地问自己总无法突破这样的观念，所以非要用这样的观念去塑造孩子，说到底，还是跟所有的父母一样在按自己的意愿为孩子打算，甚至希望孩子能够去实现自己未能完成的心愿，因为这个心愿往往被当成最光明正大的前途。

    所以，从不少孩子的身上都能够看到其父母的影子，这个影子往往都是父母引以为荣的资本，但这绝对是一种自私的恶习，对孩子无疑是最大的扼杀。

    我就不这样吗？——我从未想到过要给他足够的资产，尽管我现已积累的财富足以保证他按现在的标准生活几代人，这么说并不排斥我会不遗余力地帮他。

    所谓的现实辩驳的另一个方面，便是老师按照考试成绩的排名。

    我从没有关注过他的成绩排名，当然也没有象其他的父母那样给他报太多的辅导班和额外的考级。

    当我注意到他成绩排名时，已是小学五年级，排名是班里的三十名。

    尽管这个名次并不逊于我上学时的名次，但还是让我感到了不足，因为如此的话，让他圆我名牌大学梦的希望必然要落空。

    我开始强迫自己静下来辅导他一番，却发现他居然连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也没养成，里面理所当然地难免要有以我现在的水平来比对他的倾向。

    但无论如何，我显然都在为自己给他太少的关注而自责，却又在寻找着各种各样诸如事业太忙的理由来为自己解脱，而且即便这样的辅导我也无法坚持持久。

    人只要开始关注某个事物，往往容易变得执拗。偶尔的机会，我探听到现在的老师不同于以往，必要意思意思，我便破天荒地给他主课的老师送了一个红包。

    见了红包的老师虽有一番推辞，但我敢断定其不亚于任何一个商人的贪婪，不仅立即就变得信誓旦旦，而且很短的时间就把他的座位由最后排前调了三个位置。

    后来，我才听说这座位的调整居然大有讲究。这当然是后话，而且老师的似乎更充分：你们都在大把大把地赚钱，难道我们就不能？有谁不是靠山吃山？靠着学生，难道要我们去吃水？真是荒唐之极。

    且不牢sao，只说送过红包之后，便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他分明讨厌透顶的考试。

    考过之后，他居然又下降了十个名次，已开始倒数。必是为了开脱责任，老师便着重向我强调了他的调皮捣蛋，并再四要求我严加管束。为了孩子，我自要唯唯诺诺答应。

    但我确想不通，现在的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家长送孩子去学校不就是为了受教育吗？道理自是这样的道理，但为了孩子似乎永无道理可讲。无疑地，我必要跟其他家长一样经常意思意思。

    某一日，我突然接到了他老师的电话，说是孩子伤了人要我必须立即赶到学校去。

    其时，我正在接待一个重要客户实在无法脱身，便再三解释，对方居然愤怒地挂了电话。

    当然，我没能按要求赶过去。当晚回家，孩子告诉我老师居然罚他站了一整天，就因为他是打架的胜利者，除此别无任何理由。

    我火了，打电话找老师，老师一肚子委屈说替我排解了一天的纠纷，“自己的孩子不关心靠别人去关心？”，而且带着“不就是一个破商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