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历史等于被叛南京大屠杀 (第3/6页)

可能高达一百万人。

    根据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兴祖（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认为死亡30万人以上。

    广田弘毅在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电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9]

    非交战国人证物证

    《画刊周报》记载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10]

    ·《拉贝日记》

    ·《魏特琳日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印有222名“历史证人的脚印”的铜版路。路长40米、宽1.6米。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jianian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救助中国难民时，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杀人暴行：“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jianian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11]

    受害者人证

    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

    日军在安全区将青壮年当“残败兵”强行拉出

    [12]

    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jianian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jianian被刀劈死。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jianian。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jianian。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侵华日军及战后日方的人证物证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吴天威，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13][14][15]

    相关事件

    中国军队将领视察前线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公开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分别派人赴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及日本东京，全方位开展了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其中，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是二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在敌国首都宣传的范例。这不仅仅是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事实披露于世，而且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所叫嚣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当时从未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说法”等谬论。

    据该馆副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副主编郭必强介绍，他们在整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卷宗时发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1938年4月致******的一封密呈，密呈中称：“国际宣传处”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将国际宣传处嘱其秘密携去之英日文宣传品广为递送。此中有甚多外人叙述日军暴行之文件，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作数次演映等等。

    郭必强说，之后又发现了一份《三名外国友人日本之行报告》的英文档案，虽然与《董显光致******密呈》不是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