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简介－－－为了上榜 (第6/6页)

氏，1644年不知所终。

    悼灵王朱慈焕（1633年—1708年），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明思宗第五子，康熙四十七年被捕，後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为罪名遭处死。

    悼怀王，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二岁殇。

    (无名)，母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田氏，三岁殇。

    女

    坤仪公主（名不详），母庄烈愍皇后周氏，早夭。

    长平公主朱徽娖（1629－1645），王顺妃所出，由周皇后抚养（《明史》称为周皇后所出，但同年周皇后生朱慈炯，盖误），驸马周显，1645年病逝。

    昭仁公主（名不详）（1639－1644），1644年被思宗杀死。

    馀三女皆早逝，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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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迁之谜

    “南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似乎是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四个总兵）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于江南，还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正月初九，他向内阁六部大臣提出“朕愿督师”时，大臣们争先恐后表示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到“南迁”。

    然而形势越来越紧急。李自成进军山西后，发布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皇帝并不坏，朱由检还是颁布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危亡而检讨，一再声称都是朕的过错。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话已经于事无补了。

    朱由检再次想到了“南迁”，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光宗之女——安乐公主的丈夫），向这位皇亲国戚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朱由检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朱由检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朱由检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朱由检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朱由检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己，关键在于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陈演也有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jianian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当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

    周皇后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可惜政府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明季北略》谈到“南迁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说：当李自成由陕西进入山西，势如破竹，只有“南迁”这一对策，或许可以稍微拖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是“邪说”，致使“南迁”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还说：先帝以身殉国后，假如光时亨也能够殉国，虽然不能够救赎他的“陷君”之罪，或许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这种卑劣的表现，即使碎尸万段也不能谢先帝于地下。由此可见，反对“南迁”的人鼓吹“守国”，其实是企图借此孤注一掷，来为自己沽名钓誉，而并非忠君。相反的，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却以身殉国，证明了“南迁”之议，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危机，而不是为了躲避死亡。

    计六奇的评论精彩之极，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誉，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当内jianian，理由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mei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反清复明阵营也因此少了一批立志收复失地，光复北方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说得多好啊！不过崇祯的“自我牺牲”决定，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其中饱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