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长安未央 (第2/2页)

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北洋军阀时代发展起来的北方金融资本，主持人大都为北洋军阀，中南银行则依附于北洋军阀”，故而被称为北四行。北洋时期北四行依附的对象主要有两个层面。政治上仰仗政学系的帮助，业务上依靠诸夏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扶植。

    　　政学系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集团，起源于张耀曾、李根源等为支持段启瑞对德宣战而成立的政学会。1918年段启瑞解散旧国会，张耀曾等南下参加孙义贤在广州成立的护法政府。期间，与滇贵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勾结，对孙义贤动辄掣肘，被称为政学系。政学系人员先后参与徐世昌、曹锟政府，成为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是北方官僚资本的中坚。中行、交行以及北四行的主要人员都是政学系人物，如张嘉璈、吴鼎昌。此外，胡笔江为政学系中与豪门合作最早者，曾由梁士诒推荐担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北四行集团的设立，以及四行准备库的开创均与胡笔江有关。有了这层关系，总行远在春申的中南银行后被政学系笼络，成为了北四行之一。当时舆论斥责盐业、金城、中南等银行与军阀是“财阀盗阀同恶相济”，甚至对中南银行表示不理解：“中南银行的大股东是华侨黄奕住，他是有资本的……何苦这样帮助盗阀难道不这样，中南便无事可做吗”

    　　然而在利益面前，银行业并不会十分介意投靠谁。近代诸夏国金融业一向都追逐政治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官僚资本发源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债及外债利润可观”。“公债者，以国家信用为抵押之具者也。今我国政府于财政窘迫之际，不惜以十数元之微值，发行面额百元之公债。”所以燕都政府时期，燕津地区金融特别发达。

    　　为了支撑军费开支，石城政府也大量发行公债。“自国府建都石城以来，历次所发公债，几无一照法价折卖，均在五折至七折间出抵。”银行业作为承包方，可以从中获得优厚的回报。如石城政府在战前举借内债约为11亿元，实收不过六成，其中至少有4亿元以上是被银行作为利润拿走的。根据日苯东亚经济调査局的数据，自1927到1933年，石城国民政府发行公债113亿元，而实收额只有64.5亿元，比率仅为57%。当时承卖公债的银行，除了诸夏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外，就是浙江兴业、浙江实业、春申储蓄等江浙财阀体系的银行。北四行虽也有参与，但数量相对较少。如此巨大的公债利润，促成了石城政府与江浙财阀沆瀣一气。江浙财阀靠此获得暴利，短短数年内便“取北洋财阀而代之”，江浙财阀成为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金融资本集团。有鉴于此，北四行出于挽救自身颓势的考虑，积极谋求南下发展。同时北方系的其他银行，以及四川、广东财团的银行纷纷从全国各地迁总行来沪。这无疑是来参加石城的公债热。银行界成为政府政治上寻租的对手方。北四行只是在经济上与江浙财阀合作，理由是其总行始终在北方，直到日军入侵京津陷落才南迁春申。

    　　诸夏民国的衰落与当时金融界追逐政治牟取投机利益导致的金融脱实向虚，密不可分。诸夏民国的银行整天在搞国债一类的投机买卖，对于工农业的贷款根本不上心。西北边区的金融专家研究近代春申和江南的经济金融活动中发现，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江浙一带，普通民众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非常微弱，生产方式不被看好但又缺乏必要生产资金的农民只能依靠自己朴素的方式进行融资。

    　　研究表明，距春申不远的浙省嘉兴县，“私人借贷是调节农村金融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各处农民，除少数富有者外，大都负债。少者数十元，多者千元，亏欠二三百元者，比比皆是”。1930年对春申市140户农家的调査亦载:“借债一途，为生活不足时之暂时救济法……有一部分农民，非赖此不能弥补入不敷出之现状。”其“借款之方法有种种，最普通者为直接借入现金，其次典质，再次约会。以农家类别言，借债之家均超过半数以上。最多者半自耕农，几占78.7%；佃耕农72.7%；自耕农量少，亦有55%”。就其借债利息而言，不乏高利贷，而越是贫困者所受盘剥越重，该项调査者直言:“农家愈穷困，利率愈高，盖但求‘医得眼前疮’，即‘剜却心头rou’，亦不能不忍受痛苦。”一些农户为躲避高利贷的盘剥，采用诸如“揺会”的传统方式互助互济。据1928年对春申近郊农村的调査:“乡民又有集合揺会者，每年举行三四次，每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会款自一二元至二十元不等，藉作经济之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