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九章 对比 (第2/2页)

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

    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

    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这还不算童生和识字的女子这些，真的是很惊人了。

    所以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

    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

    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

    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至于科举制对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的话，需要说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确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这充分反映出科举制中蕴涵着的现代性。

    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16世纪。

    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所撰中国游记将中国的科举制介绍到西方。

    15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美人士对中国科举制的关注。

    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英国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科举制也最为关心，从1570年至1870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就达70多种。

    英国于1793年、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

    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

    曾任美国联邦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教授来华讲学时曾说“当我接收联合国的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深感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西方国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相继实行文官制度。

    在此之前，英、美等国政坛均实行“政党分赃制”。

    这是一种以“政治上可接受性”为标准的政治录用体制，一般由执政党根据录用对象的政治立场、政治忠诚和经济支持来决定取舍。

    按单一政治标准的选官制存在着明显而严重的弊端，它不仅大大降低了官员的业务素质和政府的行政效率，还导致严重的**，当时欧美政坛以钱谋官、卖官鬻爵之风盛行。

    针对“政党分赃制”的积弊，英、美率先进行改革，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

    “考选制”的建立，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中官僚政治的产生。

    从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技术官僚。

    现代西方政体中的所谓“文官”或“公务员”主要是指这批职业技术官僚。

    “考选制”的实质是将“业务标准”引入政治录用，以利于统治效率的提高。

    西方文官制度中公务员的考核录用，在形式上也与当年中国的科举制有相似之处。

    现在西方国家对公务员的考选中的公开竞考，多级考试、逐步淘汰等原则和方式都直接继承了中国的科举制。

    所不同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录用，基本上是将录用对象分为两类政客与官僚，分别依据不同标准进行衡量政客以政治标准为主，官僚以业务标准为主。

    也就是说西方政体对政治录用双重标准统一问题的解决，体现在权力精英的整体上，而不同于科举制下双重标准的统一体现于个体。

    因此，现代西方政体尚不能有效地培养出集政治与业务素质于一身的、德才兼备的权力精英，而只能依靠政客与官僚的相互补充与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