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五章 经验借鉴 (第1/2页)

    到了元符二年，前知保州、西上阁门副使张赴罚铜十斤，展三年磨勘，以不觉察妇人阿刘等出入北界故也。

    同时在仁宗时期，朝廷还特意发布了禁边令，禁止士人游边。

    如庆历元年，上封者言。

    “近有停闲、丁忧、不及第人多游边。停闲者不思己过，致犯律法。”

    “丁忧者不执亲丧，唯务经营谒託。不及第者不言文理讹谬，无由进取。”

    “凡得聚集，例生怨谤。况国家未宗，宜杜绝此辈，望降指挥三路都转运司辖下州县常切觉察，无令聚集，非土居者，悉禁游边。”

    因为庆历初年，正逢北宋与西夏用兵之际，在这种敏感时期，如果放任“停闲、丁忧、不及第人”这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可能详悉朝中和境内虚实利害之人游历边郡，聚首诽谤，万一为敌方所招诱，导致国政机要情报的泄漏，将对边境安全产生极大的隐患。

    故此，赵祯才发布禁边令，禁止士人游边。

    而且为了防止间谍潜入本国，宋朝很重视对北来人员的限制。

    像是天圣六年，诏河北缘边安抚司，契丹归明人尝授伪官者勿留。

    以及嘉祐五年，诏河北两地供输人辄过黄河南者，以违制论。

    初，边臣言，两地供输人，旧条私出本州界并坐徒，后仍更从杖，恐渐入近南州军刺事，难以辩jianian诈，故复著此条。

    辽国间谍常以宗教身份潜入宋朝刺探情报，故宋朝政府专门下令限制沿边寺院对云游僧人的收留。

    大中祥符六年，令河北缘边寺院，不得留契丹界人为行者。

    至和元年，诏代州五台山诸寺收童行者，非有人保任，毋得系籍。

    时雄州言契丹遣蔚、应、武、朔等州人来五台山出家，以刺探边事，故条约之。

    在在景祐三年，朝廷还特意“置代州五台山勾当寺务司及真容院兼兴善镇烟火巡检事，京朝官、使臣各一员”。

    这实际上就是宋朝政府专门针对僧侣间谍而设置的反间机构。

    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宋朝还对边防军机图书发行与流通加以限制。

    因为书籍是信息的主要载体，其所载信息包罗万象，难免不会涉及到有关国家机密的政治、经济、军事信息，而这一方面正是敌对国想方设法所要得到的重要情报。

    因此，涉及到边机的图书除了作为商品流入外邦外，周边国家也都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此类图书。

    如夏人为了买书，多次以策马数十匹作为酬值。

    辽使也利用出使机会在东京与宋朝商人“私相贸易”。

    使宋朝涉及边机军事的图书大量流入境外。

    故如何完善边防图书与情报的控制制度，防止机密外泄，成为宋朝反间谍工作的重要内容。

    边防政治、军事情报的外泄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边防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对此，两宋政府多次下诏，颁布禁书令。

    而北宋时期所禁图书的类型重点在于士大夫的文集。

    因为宋朝以崇儒右文而著称。

    士大夫享有的社会、政治地位之高，是其他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这也相应的激发了士大夫的参政热情，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心，拳拳报国之志随时随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之中，这一思想也理所当然的流露在文集之中。

    因此，士大夫的文集中多有其政治见解的直接表露，内容或往往涉及到国家机密，如果输入境外，很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史载，“北戎和好以来

    ，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榷场，商旅往来，因此将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

    大量内容涉及边防军机的书籍源源不断的流入夏、辽境内，引起了宋朝君臣的高度重视。

    欧阳修就曾对此问题提出过担忧，“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

    苏辙也曾指出：“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为不便。”

    故此，北宋政府频频下达禁书之令，严禁相关图书外流。

    景德三年，诏：“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

    甚至天圣五年，诏民间摹印文字，并上有司，候委官看祥，方定镂板。

    初，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缘边榷场商人往来，多以本朝臣僚文集传鬻境外，其间载朝廷得失，或经制边事，深为未便，故禁之。

    康定元年五月二日，诏：“访闻在京无圖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闻奏。”

    至和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言：“京师近有雕布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从之。

    到了元丰元年，诏：“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著为令。”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礼部又上书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宋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从之，以翰林学士苏辙言奉使北界，见本朝民间印行文字多以流传在北，请立法故也。

    大观二年三月十三日，诏：“访闻虏中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

    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仍修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买，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

    凡贩卖藏匿出界者，并依铜钱出界法罪赏施行。”

    宣和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