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九章 改变 (第2/2页)

，又名潮，字兰卿，后改名韬，仲，自号天南遁叟，江苏常州人，1894年到上海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工作。

    1865年英国新格传教士理雅格来到香港，任英华书院院长，王韬因逃往香港，因此得以和理雅格合作并从事翻译中国经典。

    1867年随理氏到英国讲学，1870年返港，先后与友人黄平甫合办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评论洋务主张变法。

    晚年在傅兰雅办的格致书院任职，除了专注经典翻译新约》、旧约》、格致西学》、法志》、俄志》、美志》、西事》、普法战记》，首次向中国介绍法国和德国诗歌。

    并且随着外国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工作，他们在中国开办印书馆和翻译机构，比较有名的有麦都思开办的墨海书馆，出版宗教书籍，尤其是圣经》的翻译)、英国传教士韦廉、美国传教士林乐如、慕维廉创办的广学会。

    关于早年战争前教会机构的翻译活动，严复译书略论》曾这样总结:“咸丰己末，所译之书:天文、算学、译书之人:伟烈亚力、李善兰等。译书之地:上海墨书院。译书宗旨:显其独得之学。译书之经费:教会。”

    “光绪初年，所译之书:算学、气质学、历史、译书之人:艾约瑟、花之安等。译书之地:上海益智会。译书之宗旨:传路德教。译书经费:都会”

    “光绪十年。所译之书:宗教、格致、史事、政治中。译书之人:李提摩太等。译书之地:上海广学会。译学之宗旨:传路德教。译书之经费:教会。”

    “光绪元年，所译之书:医学，译书之人:嘉约翰、尹端模等。译书之地:香港博济医院。译书之宗旨:传产路传教，。译书之经费:教会”

    由此论可见，在华外国传教机构的译书要盖各种学科，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

    第四、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

    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于日本并签订马关条约》。

    从此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当机完全对清政府失去信心，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高举“救亡国存”的大旗，登上政治舞台。

    他们呼吁变法，新政，要求清政府接受君主立宪方案，由此蕴酿了一场震动清廷的“戊戌变法运动”

    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洋务运动之后，具有维新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与洋务派官僚思想逐渐对立，并最终分离出来，成为康、梁的思想先锋。

    这批知识分子大都到海外游历，精通外语，了解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富国强兵的秘决。

    他们联合起来，上书清庭进行变法，走一次“明治维新”的道路。

    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康有为、梁启超等非常重视翻译，不但要译西方的，还要大量翻译日本书。

    这一时期的翻译史特别显示了翻译的政治作用，并且对中国思想、文艺界的更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儒学逐渐弱，西方新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卢梭的民权沦的译介给中国思想界带来变化。

    体裁和形式来看，本期翻译呈以下几具特点:翻译的内容从科学转变，从追求科技进步到思想革命;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翻译的兴趣，显示了文艺作品的怡情益智的社会功能;翻译内容包括经济、法律、哲学、进化论、政治、逻辑学、文学等等，而且着重于新民德开民智移民风;翻译语体由古文文体向白话文体转变;翻译过程主要由国人完成，而且从事翻译的多位文人儒士，翻译没在从政背景形式包括合译，独立翻译，节选、编译等多种形式并存，而且译者多借翻译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对时局发表评论，对译文形式cao纵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