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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1/3页)
一月十六日星期二多云 午饭:馒头、炒包菜晚饭:馒头、菠菜豆腐汤 上午十一点零五分,组长老颜又出乎意料地问我:“王儒伟,你昨天想找夏主任谈话,谈了吗?” 昨天告诉我找警官没有用,今天又问到我找了没有。我有些困惑,但仍对他说:“没有。” 老颜:“现在十一点零五分了,想找他谈话吗?想的话,我帮你向夏主任反映一下。” 我:“马上吃饭了,下午吧。” 老颜点了点头。 吃过午饭老颜告诉我他跟夏主任说过了,夏主任表示下午上班后找我谈话。 下午四点钟左右,夏主任让一个服刑人员把我喊到监区大门的门口,夏主任坐在门里北边。 离夏主任几米远的时候,我就礼貌地问了声好,夏主任很温和地点了点头。我蹲到他身旁以后,他就问我:“王儒伟,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我找夏主任是想谈谈我劝同案自首的事。我的同案就住在203房间,他判的死缓。他投案自首是我劝了近两年的结果,在劝说前和劝说过程中,我给连云港市检察院写过几封信,连云港检察院的检察官说只要我劝同案犯投案自首成功,我就能得到减刑的法律奖励。” 我在说话的同时也一直注视着夏主任,他一直都是认真地听着。 我接着对他说:“连云港市的检察官在我同案犯投案以后,找过我的同案犯,也找过我同案犯的家人、我的家人,为我劝同案犯投案的事做过调查取证,并再次对我的家人说我能够因此得到减几年刑的法律奖励。” 夏主任听完点了点头,又问我:“你写信劝你同案犯投案自首的事情监狱内有人能够证明吗?” 我:“有啊,这些信我都是请当时所在八监区三分监区的指导员—王效峰、张雷帮忙寄走的,他们可以证明。” 夏主任听完又问了一遍:“是谁帮你寄这些信的?” 我:“是王效峰、张雷两位指导员帮我寄走的,他们现在还在八监区工作。” 夏主任听完重复了一遍他们的名字,我向他点了点头。 夏主任又很认真地对我说:“王儒伟,你这事前些天我就为你找过驻监检察官了,驻监检察官说可以视为立功为你减刑。你现在要让家人到连云港人民检察院要一份立功证明材料。我去找王、张两位指导员,为你写一份证明材料。这事就这样办,好吗?” 我感激地说:“好、好,谢谢夏主任。” 夏主任又点了点头就站起来回了办公室。 从和夏主任的谈话中发现,虽然他以前只找我谈过一次话,可我的情况他非常了解。估计他是从组长老颜那里了解到的。虽然我找他谈话的初衷是:不等连云港检察院的证明材料,而在监狱请有关科室通过来会见我的mama和大兵的mama、大兵还有为我寄过信的几位警官收集证明材料,呈报减刑。虽然我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我心满意足了。如果监狱里的某些权能警官都像夏主任这样关怀、帮助服刑人,我就不会忍受一年多的病痛了。 由夏主任我想到了汪家杰、陈涛两位教导员,王效峰、张雷两位指导员,郭阿强大队长、现在六监区任教导员曾在八监区任指导员的于习山等真正实实在在关爱、帮助过我的警官们。我病后,他们有的安慰我,有的到医院看望我,有的未进医院在窗外关怀地询问我的病情。特别是汪家杰教导员还找到医院杜院长当着我的面委婉地要求医院给我办理保外就医,非亲非故,他这样做,我怎能不感动?怎么能不永远记在心里? 监狱医院不给做有效治疗,又不给办理保外就医,只是让我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合情合理吗? 汪教导员曾经说过:“王儒伟,我官小权微,说了不算……” 如果汪教导员是监狱长那该多好啊!我相信这样仁爱、行事公义的警官,神必让他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为国家工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大兵知道我和夏主任的谈话内容以后,也为我、为他自己高兴,为什么说为他自己高兴呢?我能够以劝他投案得到立功减刑,他劝另外两位同案犯投案,才能像我一样得到立功减刑。 七监区晚饭后收工,八监区晚饭前几点钟收工不详。感谢神,感谢汪教导员让八监区二百多人少在寒风中吃了一顿饭。 一月十八日星期四多云转晴 午饭:馒头、青菜烧豆腐晚饭:馒头、醋炝白菜 几个月前从这个组调走的精神病人石启彦,大家认为他是假装的精神病,不是真有精神病。他调到别的组以后,因别人的唆使对曾经帮助过他一直对他不错的曾经的组长老李恩将仇报,用书面材料向警官报告老李的违规行为。 前几天又因精神失常被监控起来,昨天转到208高危组,白天和我所在组的几位精神病人被集中在一起看管。其实石启彦的“精神失常”是老李让石启彦现在所在组组长向警官做出的口头汇报,并非实情。 老李安排精神病人金山要经常找石启彦的麻烦,让金山打石启彦以泄心头自恨。 今天是石启彦和几位精神病人被集中在一起看管的第一天,听说金山已经两次以借报纸为由打了石启彦两次。第一次是上午,石启彦正坐在餐桌前看报纸的时候,金山向他要报纸看,石启彦不给,金山就打了他几拳,石启彦没有出声。第二次是下午,金山又向他要报纸看,他表示看完就给金山看,金山因此边说着不行边挥起了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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