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四章 社会主流要清明 (第2/2页)

”

    阿班说：“所以，您认为不应该赔偿这部分军费？”

    强霖皱起了眉头，他说：“这件事情比较麻烦的是，当时有些当地政府，和中央部分军队参与了对基督教徒的屠杀。而各**队显然有针对这部分军队的局部战争。作为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其作为，自然由中国人民承担责任。”

    阿班说：“所以，您才说重新核算庚子赔款，而不是说完全否认庚子赔款。”

    强霖说：“您是一个很有逻辑思维的记者。你的理解力让我感到谈话轻松多了。这是一个涉及到基督教传教伦理的问题。你们的军队已经报复了那些坚持对平民屠杀的官员，他们付出了他们最大的代价，有些是满门自尽。责任最大的中国皇室，皇宫的一些珠宝也作为你们的军费抢走了。这些我们都要计算进去。”

    阿班说：“您简单地说，怎么样才能厘清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

    强霖说：“很简单。停止军费赔偿。因为不是一个全中国人都认同的战争，尤其是南方、山东都没有参加的。这就是平津和东北地区的局部战争。所以这个战争由全体中国人来赔偿是不合适的。最好的办法是，再来一场战争，你们八国再凑军队上来，这次没有传教士的伦理纠葛。我们中国领土上所有人都会参与，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那时候也就不用谈赔偿问题了。因为那时候你们就是这个土地上的主人了。用这种办法，我们全体中国人也全都认同输了或者赢了，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阿班说：“是的。您的要求是很明确的，您为什么提这个要求，或者说发表这个谈话。”

    强霖说：“真理和光。我不能忍受中国人的价值观扭曲。这会让中国人落入异教徒的怀抱。作为中国的基督徒，有责任厘清帝国主义和上帝，是有区别的。传教士的牺牲，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是你们人为的造成的关联！这种关联，人为的扭曲了基督教价值观。正是我要把它拆开的，拆穿它。上帝的是上帝的，帝国主义的是帝国主义的。让中国人真正沐浴到上帝的光芒。”

    阿班无话。他已经尽职地为西方读者问了所有的问题。

    这是他在中国最难的一次采访。他的报道一直就事说事，坚持不说假话，不被收买的又良心记者。他与胡适博士一个风格。这次的经历，使他对中国问题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思考。他抨击的中国丑恶现象，有多少是西方人造成的？

    强霖的这次谈话，是他最近研究的结果。

    后世1938年赛珍珠传教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中重要的原因，她揭示了中国农民对传教的真正看法，这里面有很多是中国农民们的切身体会。其中的现代逻辑是被诺贝尔文学奖认同的。如同罗素哲学在1950年才获奖。

    现在是1928年末，赛珍珠已经写完第一部《大地》。她的观点就是传教完全被农民弄拧了，应该停止。当然她的见解不一定对，她还是年轻的传教士，30出头。他的父亲长期在中国传道，是金陵神学院的院长。实际上的一个大学者，精通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他研究后，认为世界文化是相通的，地位同等的。

    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赞同赛珍珠。江亢虎、鲁迅、陈独秀等人都会批评她抹黑中国人的道德水平，美国文人说她技术粗糙，实际上没有采用意识流等心理学成果，只是描述事实。胡适、林语堂等白话文写实主义者还是她的好朋友。

    这一时期，反思西方传教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传教士，其中还有：雷鸣远：他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遣使会的排挤。雷鸣远干脆加入了中国籍。

    真理和光，总是藏在深处，藏在这些民间的智者的思考中。

    强霖试图让这些真理的探索，成为社会的主流。不能让西北杨忠等人的水浒文化总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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