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日本与东北的互动 (第1/2页)

    白坚武（1886—1937），河北交河人。18岁中秀才。1907年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李大钊同学并成为至交。

    民初，曾任记者和政府低级僚属。期间，与李大钊创办法政杂志《言治》。1917年，被江苏督军李纯聘为顾问。1922年，受吴佩孚聘，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署、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极受倚重。由于调和直系京、保、洛三派有功，获一等文虎章勋二位。1924年，白坚武任第二次直奉战争吴军总参议，坐镇中军，调兵遣将，风头出尽。吴佩孚曾亲自许诺，打败奉军后保荐白坚武担任内阁总理。由于冯玉祥的倒戈，直系败北，组阁之梦化为泡影。其后国民党北伐，吴佩孚彻底失败，白坚武被迫下野，在天津做寓公。1933年初，白坚武开始与日本人接触。两年后，遂有“丰台事件”，由此成为全国闻名的汉jianian首领。

    白坚武之所以沦为汉jianian，是因为北伐之后，白坚武组阁之梦彻底破灭，政治生命结束。原本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而今只能靠经营货栈为生，成为失意政客。此种地位的巨大变动，使他敌视南京政府。加之白坚武出身法政学堂，早年曾受过民主、自由、宪政思潮的影响，国民党实行训政、以党治国、控制言论，遂更增加不满情绪。

    白坚武经常在日记里大骂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标榜训政却无法可依，较之北洋时代实为历史的倒退：“党人所取舍恒以孙中山为护符，可谓恶作剧。凡无论若何政治组织，必有根本法为之准据，方可规范一切。今党府而无约法，但凭二三委员口含天宪，任意颠倒为之，无论一般人民之权利生命不知所适从。训政时代而无约法，未知果何据以为训也？”白坚武还对三民主义详细批判，认为其胡乱拼凑、谬误百出，根本不成为一种主义。

    白坚武敏锐地看到，国民党虽然标榜一党专制，内部却勾心斗角，纠纷不断。胡汉民有胡汉民的主张，汪兆铭有汪兆铭的主张，乃至人人都有，却又不敢公开为自己所见，假托孙中山名义。对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持续发动内战，罔顾日本问题，以致坐失收复失地的良机，在建设方面亦不上轨道，他更表示非常愤慨。他在日记里以打破此种一党专政为志愿，并表示出任何时候都不与党国发生关系的决绝态度。

    当然，政治上彻底边缘化的白坚武并未完全与党国决裂，也曾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或理论去影响政治。1927年以后，他为解决中国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难题，提出了所谓“教育公有”的观点。在他看来，为消灭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既保护资本主义，又遏制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其解决之法不在共产革命和阶级斗争，也不完全在劳资合作或实现阶级调和，教育公有才是根本性的解决之法。教育公有即国家保证每一个孩子平等的教育权，实行一种强制的教育。如此，便可以使贫穷者免遭无力求学之虞，也使富人不得依靠其经济实力，使孩子享受特殊的教育资源。白坚武认为，虽然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同，但国家必须提供这种平等的机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社会政策的调节。

    其说实际平淡无奇，但白坚武自信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日后必将大行于天下。他托在国民党内任事的旧僚将自己的意见转交中央，但转交后无人理睬。当时的政治情形也不利于白坚武。他将《教育公有论》写成小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后，正值1929—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国人目光都集中于这场战争，这本书没有引起任何影响，亦少有人关注。白坚武手中没有权力，其思想无法转化成实践，学说不能行于天下，成为心中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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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贡桑诺尔布去日本东京考察。

    1868年以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到19世纪末，其经济、军事实力已经跨入了世界强国之列。对此，贡桑诺尔布虽有耳闻，但并未亲见，他很想亲临实地进行一番考察。于是，他通过日本陆军少将中村爱三和在北京的日本陆军少将山根武亮，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访日申请，得到批准后，由日本驻清公使内田康哉安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成武、肃亲王善耆的长子宪章等，带着几个随从，背着清朝政府，搭乘日本邮船从天津东渡日本考察。在日本期间，贡桑诺尔布参观了在大阪举行的第五次劝业博览会，考察了日本的工业、教育、军备等情况，受到了日本首相大隈伯爵及其他阁僚的接待，还结识了许多日本朝野社会名流，如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中将、日本东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等，与他们分别讨论了练兵、兴学、办实业问题，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在《博览会志游日本客中》的诗中叹道：“扶桑本海隅，事事争前驱，地大物博者，何以反较输。”又写道：“愤发本天性，好取他人镜，莫事空羡叹，凡事始争竞。”回国后，即在旗内力推政治维新，办武学堂、女学堂，兴办各种实业，喀喇沁右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贡桑诺尔布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考察日本后回到北京，七月回旗，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