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水驿事件，元稹被宦官暴打 (第2/2页)

来。

    毕竟唐宪宗当初提携白居易更多是看重他的诗文的，想要闲暇之余拉他谈谈诗和远方，而不是让他来挑刺给自己找不悦的，奈何白居易错意了。

    更重要的是，白居易曾支持牛僧孺等新进士反对宦官专权的言论，因而得罪了大宦官吐突承璀和宰相李吉甫，后来又极力反对吐突承璀任讨伐叛镇王承宗的统帅，可以说和吐突承璀已经处于势不两立的境地，皇帝要是待见他才怪呢。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甚至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剑南节度使严砺。严砺一家人当年护驾有功，深受皇帝信任。

    但严砺在任时，为人贪残，士民不堪其苦，他以平叛为由，征收涂山甫等八十八家资产、奴婢为己用，又借朝廷之名，向农民多征收两、三年的苛租。

    很多被害者控告无路，只有流亡他乡。

    元稹到剑南后，亲身访问受压迫的百姓，为他们伸冤。

    这些被严砺欺压多年的受害者一时间纷纷向元稹诉苦，“蛮民詀諵诉，啮指明痛癏。怜蛮不解语，为发昏帅jianian”。

    之后，元稹上书弹劾当地官员擅自搜刮百姓庄宅、奴婢和钱粮，要求他们将抄没的归还本主，被卖掉的亦赎回归还，严令禁止加征钱、米、草等，并榜示乡里，让百姓知晓。

    当时藩镇势力庞大，朝廷只能短暂地缓和矛盾，于是下诏，除了已于当年去世的严砺不再追究，其属下一帮官吏各罚两个月俸禄。

    元稹的大胆举措让白居易为之赞叹：“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

    元、白对宦官、藩镇深恶痛绝，整天怒怼，而这些权贵、豪强也对他俩心生忌惮，早想找机会整他们。

    第二年，元稹途径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市）的敷水驿回京，就被宦官打了一顿。

    敷水驿只有一个正厅，元稹先到，就在厅内歇息。正好仇士良为首的一伙宦官也来到驿站，他们见元稹没有让出正厅，也没有出来迎候他们，顿时大怒，一伙人将元稹赶了出来。

    元稹双拳难敌四手，要打也打不过，拿起靴子就跑。宦官不依不饶，拿出马鞭直接朝元稹的脸上狠狠抽打。这就是“敷水驿事件”。

    事情发生后，宦官恶人先告状，尽管众多大臣都为元稹辩护，奈何当时宦官气焰嚣张，皇帝也不敢得罪，于是颠倒黑白降罪元稹，将他贬到江陵。

    白居易得知此事，立即上疏劝谏，为好兄弟求情，说元稹为监察御史时，所弹劾的都是天下藩镇，这些人皆怨恨元稹，将他贬到地方，不是羊入虎口吗？

    唐宪宗早已经对白居易不耐烦哪听得进他的话，于是维持原诏。

    元稹被贬那天，白居易在长安街中相送，两人在马上道别，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别，也是理想道路上的一大挫败。

    江陵之贬，使元稹开始对自己所奉行的正义失去信心，此后十余年几乎都过着困顿的贬谪生活。

    他认为，自己此次出京是负气而行，说：“我虽失乡去，我无失乡情。惨舒在方寸，宠辱将何惊。”（《思归乐》）

    元稹栽跟头了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历史必然趋势，与元稹同样得罪无数人的白居易自然离倒霉也不远了。

    元和五年（810年）五月，着征讨王承宗的战事陷入僵局，白居易连上三篇《请罢兵状》，其第三状中言：“不然，则臣合得罪；不然，则陛下罢兵。”

    也就是要么你降罪于我，把我办了，要么就罢兵停战，只有这两个选择。这简直就是要和宪宗摊牌。

    正在这个时候，白居易左拾遗的两年任期届满，按惯例本应可以擢授门下省的左补阙（从七品上），甚至超擢尚书员外郎（从六品上），但是，宪宗却叫大宦官梁守谦亲自跑到白居易的家中，询问白居易的意见。

    表面上看，这是对白居易的极大恩宠，“其官可听自便奏来”，但实际上是在暗示：“你已经不能按正常渠道升迁了，赶快另谋出路吧。”

    白居易在宪宗身边待了这么久，对宪宗的想法自然心领神会，于是，他要求离开门下省，出任京兆府户曹参军（正七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