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周易》（二十五） (第2/4页)

”的事物发展过程。《周易》本初是在讲哲学道理。而春秋巫史见其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把哲学文章断章取义的运用到筮术上，附会人事吉凶做为"神示"的依据了。

    作为赵鞅的家臣阳虎，也懂八卦筮术，在三位卜史用乌龟为主子进行龟占后。而阳虎又用《周易》筮出《泰》卦中的《需》繇题中的繇辞。阳虎通过《泰》卦中的《需》繇辞而推理出不可援郑的“道理”来。阳虎不象周太史解卦时那么复杂，用八卦取象。而阳虎直接从《泰》卦中的一个繇辞内容联想出所筮问事情的吉凶结果来。若按算卦上的常习来说，对所卜问的问题是否出兵援郑，应看筮出的繇辞内容是吉，是凶，岂不是最直接的"神示"结果吗？而阳虎所筮出的繇辞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不正是“预兆”着一种上上大吉的好兆头吗？完全可以推定出兵援郑是大吉大利之事呀？可阳虎调转180度，却做出的是一个相反的推定，是不能出兵援郑。这阳虎应是从真对自己所卜问出兵援郑一事上而看占筮书的卦辞“元吉”，就应得出“元吉”的结果么？可阳虎把直接的比类联想套向了宋国，所以通过繇辞里所说的内容，就联想到宋国是微子启的后代。而微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不就是帝乙的长子（微子启）也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微子启的后代不也就跟着“元吉”了吗？那么宋国不是跟着就“元吉”了吗？因为宋国现掌权人，不是微子启的后代么？那么宋国以“元吉”，出兵援郑不是帮助打宋国了吗，自然自己就不会“元吉”了。虽然繇辞里是“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并没涉及微子启，可算卦得会联想，阳虎一联想也就想起了微子启，这逻辑不能说不严密。并且筮卜出的结论和三个卜史用龟占得出的结论是高度一致，都是不能出兵援助郑国，这赵筒子也就只能听命于龟筮了。

    《左传》里记述赵鞅想出兵援郑的计划被龟筮否决了，不过这一次的龟筮决断结果在《左传》里没有下文，不象第一筮例中周太史为敬仲算的那一卦，却有下文，《左传》里记述八辈子后敬仲的后代“代陈有国”了。而这一次的占与筮结合只是否决了赵鞅想出兵援郑的计划，而并没有下文，若不出兵援郑有什么后果，即没有验证这龟筮结合而占筮的结果是否应验不应验。总之是赵鞅听信了身边的高参与谋士的龟占与筮卜的说法。

    通过这些占筮例，看到这种的联想“推论”人事的吉凶，现在看来形同于胡说八道。这难道就是神秘的八卦筮术么？现在还被不少的算卦"大师"说成《周易》或《易经》神断，成为可知吉凶祸福的不二法宝。难道当今的那么多的《易经》风水、算命大师居心何在？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么？

    而在春秋时（从《左传》里看到的）龟筮那可是一种议政、参政的一种制度上的传统习惯。这种龟占与筮卜成为了准神权，也成为政治上的政卜合一模式。

    东方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渊源，这一时期，即公元前482年（哀公九年），而希腊早在一百多年前（相当于春秋中期）颁布了《德拉孔法典》，到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举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在进行改革中其中有一项是设立四百人会议，由四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之分，第四级是没有财产而靠打工为生者）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梭伦建立了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并打破了以往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正是西方文明火种燃在雅典，成为这个地球上人类文明的西方之源。而这时的东方，还处于王权血缘贵族分封体制，还处于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给占筮这些巫职人员来决断。在这个地球上的东与西简至是两重天，是什么在背后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意识，这些本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想想春秋时期，那些诸侯王国里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由那些龟占与卜筮的神巫人员决断，而通过的是那种的据论，而求出事物的决定结果，真是荒谬透顶，也真让人不寒而栗，可这又是真真确确的历史，是中国人走过的很长的一段历史。

    这种世界观与方*论不但支配着先秦时期的王权社会，还支配着后封建时期的帝王专制社会。而且由龟占发展出八卦筮卜，八字命理，阴阳风水以及各种有神论思想，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

    《左传》里记载了龟占、筮卜，难道是给世人指明决疑时效法么？《左传》能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成为国家教育上的垄断教课书，成为培养下一代的精神食粮，又是何等的荒谬么？

    而后封建社会里把那些“经”书里的八卦筮卜比类联想人事吉凶，当成“真理”去看待。在后封建社会里的二千多年的时空里，那么多的读书做学问的精英们，难道没有看破算卦上是如何的断吉凶么？自然也没有人出来质疑与批判，而是世世代代的去研究与学习，并得到不断的发扬与光大。而今且成为民族传统文化（国学）大有复兴之势，这是为何呢？

    我们通过所举《左传》一书反映春秋时期的筮例的解析，已知那时史巫是如何的所谓用春秋文本《周易》卜筮之人事的吉凶。也已知那是用“八卦”取象筮术结合《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进行的卜筮。也已知那种“八卦”筮术的起卦与解卦方法，既无任何神秘可言，也是一种荒谬的思维方法，即非理性的东西。

    至于《左传》里的十三个筮例，除两例是“八卦”筮术的另种筮术版本，而十一例筮例，确实是用原创《周易》一书，被改造成繇式（即春秋《周易》文本）结构形式的书，被史巫用于占筮人事去凶。

    《周易》原创结构内容形式，是画符号加文章内容。而春秋巫史把《周易》改造成繇式书，把《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改为卦画符号与卦名称，又把《周易》每篇的内容，改变成卦辞与繇辞形式结构。更主要的是把“六十四画符号”附上了“八卦”取象的内容，把《周易》改变成为“八卦”筮术里的附属内容。

    从先秦的“八卦”筮术发展过程来看，《左传》一书反映的筮例，是史巫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的最早卦学结构形式。到战国未期又出现了以“六·九”记每卦的爻辞内容的结构形式。这是发现的楚竹书《周易》所足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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