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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心贼 十二 (第2/3页)
总统后,便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并以国家元首的姿态公开接见中外记者,大谈治国方略,主张中国建设要渐次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激进方针,一时政副总统冯国璋(前排右三)治上颇为活跃。民国六年(1917年)初,江苏商民鉴于冯国璋坐镇南京,维护社会治安有功,便发动集资为冯国璋竖立“丰碑”;未几,江苏军界联合会闻知,亦愿加入发起,改为建立冯公生祠,取华符之“华”字名为“华园”,并拟铸造铜像。事为冯国璋所闻.他“恐为人所讥议,立即致函辞谢”,谓:“华园一事千万打消,如不能中断,请即改为劝工场,以利民生经济。”不久,将建华园和铸像之捐资建成贫民工厂和劝工场,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并为冯国璋增添了几分光彩。不仅如此,冯国璋更以反帝制余孽面孔出现。 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将阁员名单派人送到南京请冯核准,冯国璋一看名单上竟有曹汝霖,便对身边的人说:“这张名单我能同意吗连帝制余孽也要当阁员了,太不象话了,芝泉(段祺瑞)真是胡闹呀,我准备把它退回去!” 民国六年(1917年)2月,冯国璋赴京调解黎元洪与段祺瑞因对德断交而引起的“府院之争”。冯国璋到京后,住在禁卫军司令部,整天忙于接见军政各界要人,发表个人对时局的看法,“欲求对外一致,不可不先求内政刷新”,一时赢得各界的好感。他还在中国大学以“教育救国”为题演讲,获得了师生的欢迎。3月,段祺瑞因不满国会和黎元洪的外交政策而辞职赴津,冯国璋受黎元洪之托亲自赴津挽留,并与段祺瑞联袂回京。冯国璋见段祺瑞刚愎自用,目中无人,最后表示无力调解, 回南京后,冯国璋预料到段祺瑞必将对己不利,于是决定集聚实力,迎击段祺瑞的种种挑战。他联合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建立了“长江三督”势力,又竭力笼络各省军阀和英、美势力,从而伏下了未来的直皖之战。不久,黎元洪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支持下,断然下令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愤然赴津,立即煽动“督军团”倒黎,于是皖系各省军阀在段的指挥下,纷纷独立,使黎进退两难。 这时,冯国璋曾致电表示支持黎元洪,并建议由王士珍出来组阁。由于王士珍首鼠两端,害怕招致灾祸,一时没敢答应;段却趁机派其亲信徐树铮怂恿安徽督军张勋出面调停,且暗示使清逊帝溥仪复辟,结果黎氏受骗,解散国会,引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代理总统 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溥仪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冯国璋于7月3日通电全国指出:“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 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复辟敉平,冯国璋于14日致电“奉还大总统职权,请黎元洪复职”。黎愧于解散国会,故决心去职,致电冯国璋说:“惭魂虽化,枯骨犹生,黾载河间,奠我民国。” 段祺瑞企图乘机使其亲信倪嗣冲接替冯国璋江苏督军之职,于是大施调虎离山之计,18日致电促冯国璋北上就大总统之职,并派靳云鹏为专使赴南京迎冯国璋北上。靳云鹏对冯说:“段此次组阁表示必可听冯四哥的话,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冯国璋代理总统!” 冯国璋深知段之野心,不为靳云鹏语所迷惑,断然拒绝段祺瑞的安排,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离宁条件:调其部下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第十五、第十六师为总统卫队。靳致电段祺瑞报告,段则以吴光新、傅良佐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和湖南督军为交换条件,答应了冯的要求。冯国璋鉴于自己的势力在长江下游得以巩固,便于8月1日率第十六师抵达北京就职。冯国璋进京后,先拜访黎元洪,再次力言劝其复职;又派内务部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进宫答谢清廷对他荣升大总统的祝贺。随后,他便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叙“北洋三杰”之友谊。冯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冯把“府院一体,内外一心”的高调呼得山响。然而这仅是表面文章,冯国璋决不是第二个黎元洪。他是一个有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有野心的不低于段祺瑞的实权人物,他决不象黎元洪那样甘心当“活动的盖印机器”。 因此,冯国璋来京就职代大总统,无疑加深了冯段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北洋集团的分裂。段祺瑞刚愎自用,非常看不起冯国璋。冯国璋来北京前夕,段祺瑞听到冯用债券收买上海外商存土(鸦|片),借制药为名,从中牟利的消息后,便对身边人说:“我与冯是旧友了,此君有个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作聋聩。”段祺瑞宣扬散布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击,冯国璋自保定发迹后,通过各种搜刮手段,已陆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军阀、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 例如,他在原籍河间和阜城、兴济等地有土地3000余亩;在江苏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购地70万亩;在诗经村、天津、北京有房千余间;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有3座金矿;在南京、北京、天津有10座钱庄和银号;并且在中华汇业银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股票和存款。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其贪欲。当他走进总统府看到三海活蹦乱跳的鱼群时,却又动了心计,正好一个姓李的嬖人对其买好,进言说:“三海之鱼,自明清以来从未网罟过,如果打出卖给鱼商可值10万余元。”李某见冯犹豫不定,又说:“成文规定,三海鱼鸟花草历来是皇帝总统私产。”于是,冯国璋招鱼商捕之,议价8万元。从此,冯国璋落得贪婪名声,所以段祺瑞是很藐视他的。 辫子军于民国六年(1917年)7月12日挂五色旗投降,冯国璋于14日电请奉还大总统给黎元洪,但黎元洪知道尽管自己命令段祺瑞复职,但段祺瑞决计不会尽释前嫌、善罢甘休,因此不愿就职,并通电全国决意去职。不久就发生了新的府院之争,而且较之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段祺瑞是两次府院之争的当事人,可见其必有责任。但是新府院之争比旧府院之争毕竟上了一个档次。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旧府院之争,更多的是一种名器之争,总统认为总统是老大,总理却认为总理是第一,因此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以大动干戈,实际上有民国元年内阁制与总统制之论争的余响。但冯国璋与段祺瑞的新府院之争,却是一种政见之争。段祺瑞鹰扬虎视,要用武力征服全国,是把南方军政府当作敌人来对待的,这是承袭了袁世凯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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