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十三 (第3/3页)

之势--南方只有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拱手相让了。即便孙文不是谦谦君子，袁世凯的总统宝座也是坐定了。更何况，众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收拾大局，建设中国，非袁莫属!”孙中山是明让暗斗，向袁世凯提出“约法三章”企图对袁世凯加以约束。

    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宝座，功莫大焉，当时一般看法，国务总理一职非徐世昌莫属。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世昌此时却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独到的思维逻辑。他受清廷厚恩，而实则一力助袁，因而进退两难，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力辞太保，离京闲居，暂避“一时之谤”。如果马上弃清报袁，于情于理，都不好说。方显明迎新辞旧，不露痕迹。而闲居不仕，还可算作不负皇恩的前清遗臣。再则当前局势仍动荡不安，袁世凯的宝座还不平稳，不如作个“局外人”以静观变化。

    徐世昌隐居于青岛，行前与袁世凯长谈，袁世凯许以二年为期，但忍不住又于民国元年(1912年)、二年(1913年)两年内两次敦请徐世昌“出山”相助，徐世昌皆婉拒，不为所动。但以他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自己在北洋的威望、推行“新政”的成绩、“中庸之道”的政治手腕，超群出众，愈是不出，呼声就越高。后来发生了刺宋案，国务总理赵秉钧不安于位，而徐世昌并不以袁世凯所请，仍退居幕后;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取得镇压“二次革命”胜利，剪除了政敌，便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徐世昌开始动心。徐世昌遂于民国四年(1915年)5月，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国”。

    徐袁分裂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使袁氏子孙代代为帝。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袁世凯的劲头，只得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并为辞国务卿，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此前，徐世昌曾极力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签订卖国之《二十一条》，并“罢工”十余日。徐、袁裂痕从此产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后自号水竹村人。

    袁世凯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世昌并不买账，因“嵩山四皓”均为隐居不仕之贤者，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未免欠妥。徐世昌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就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为之出谋画策，肝脑涂地;竭力辅佐的结果，实非始料所及。此时再不分道扬镳，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载骂名。徐世昌在袁世凯称帝前即已恢复帝制必定失败，抽身先退，无疑是明智之举。

    担任总统

    民国六年(1916年)，袁世凯一死，徐世昌见国事难为，便又隐居水竹村。此后曾应黎元洪、段祺瑞之请，调解过“府院之争”。民国六年(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徐世昌担任民国大总统保皇派康有为等曾寄希望于徐世昌;徐世昌也曾一度动心，因他对北洋纷争不已感到灰心，欲在复辟后掌握实权，干一番事业。后获知日本并不支持，乃知难而退，力劝张勋解除武装，恢复共和，并保证其身家安全。同时他还竭力为溥仪卸罪，继续保全清室，或许为了还掉“人情债”吧，但却受到时人谴责。

    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两面讨好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徐世昌居然还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徐世昌此举意图前清遗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讥讽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适得其反;两面讨好，弄不好两面得罪。徐世昌当总统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谋求南北和解，结束内战，为此使出浑身解救，但都无甚效果，无非拖延时间，民国十一年(1922年)终于爆发了直奉大战。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既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也从此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历程。

    退隐之后

    徐世昌到天津过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谐很深。退隐后，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历时年，编《清儒学案》208卷，并创作诗词5000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如不从政，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当无问题。

    自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开始关心政治，静观时局的发展。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徐世昌过80岁大寿。早在1930年，他就亲笔写了几百幅对联，准备届时赠送来宾。寿辰前几日，徐家就高搭彩棚，大张筵席。当日，从早到晚，贺宾盈门，络绎不绝，大多为北洋军阀及旧官僚，也有工商和教育界人士，还有清朝遗老、贵胄以及以“中国通”而闻名的美国人福开森等数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不请自到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华北党务的方觉慧了，他的到来让徐世昌格外紧张和警觉。席间，徐家人特为方觉慧敬酒，并送他对联、条幅等，以表谢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非常关注，为及时徐世昌晚年了解事件的发展，每天都让侄女给他读报，并对外声明了自己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当听说蒋介石已接受了张学良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后，徐世昌不无忧虑地说:“纵然有些诺言，也许是权宜之计，过后未必就能算数。”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对日寇一贯深恶痛绝，曾在华盛顿会议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寇对东三省的野心，早在他担任东三省总督时就已领悟很深，为此他曾进行全力抵制和反对，收回了部分主权。而今日寇又卷土重来，吞并东三省之后，成立伪满洲国，进而发动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于日寇之手。作为政治家，徐世昌虽然寓居津门，但对亡国灭种的局面也是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或者来访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对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到拒绝。金梁等人曾是徐世昌门生，任职于伪满洲国，他们秉承溥仪意旨规劝徐世昌:“老师千万别丧失良机，出任华北首领，这是为了老师的晚节。”徐世昌闻言愤然大骂，然后推辞。是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趋严重，当时曾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来津诊治。谢元甫检查后说，必须做手术，并提出去北京住院治疗，徐世昌恐去北京遭日本人暗算，没有答应。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6月，85岁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归葬辉县，未修墓，仅竖一块“水竹邨人之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