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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局长还是个传奇式人物呢，他的大名，省城几乎无人不晓。传闻有一年，曾获全国散打专业组冠军的他，和曾获全国散打业余组冠军的一个黑老大狭路相逢，俩人先是在高速公路上飙车，后来就端着微冲对射，再后来就赤手空拳对擂，最终当然是正义战胜了邪恶，黑老大被送进了监狱。我曾因为这个故事和他的崇拜者争得面红耳赤，现实哪会这般戏剧化呀！

    不过，该局长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很高威信，这倒是事实，有一件我亲眼见的事可以证明：去年，就在三元区发生了一起劫持人质事件，一个男人就拿把菜刀架在一个六岁孩子的脖子上，赖在五楼的窗口不肯下来，楼下满是警车，当然还有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阻击手已猫在不同的方位屏住呼吸了，男子却还在与警察僵持，嘶声力竭地喊：“让你们局长过来，他来我就放人！”正在市局开会的局长闻讯赶来，男子果然一诺千金，放了孩子，束手就擒……事发当时我没在现场，但我看了电视台播放的实况录像。

    人一旦名气大了，就总爱表现，这位局长在任上可谓“花样百出”。上任不久，他便让分局所辖的所有部门都普及了电脑，实现了内外联网，据说此举在当时还是全国首例，这倒无可厚非。但让我们记者看不过眼的是，他还在分局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部门——“新闻中心”，摄像机、非线编辑机等一应俱全，还招揽了一些专业人才，恐怕办个电视台也不成问题了。所以在该区的一些案发现场，你总能看见着警服，扛摄像机的人晃来晃去，比我们记者还牛X呢……

    “今晚的抓捕行动，不会也跟个警察录像吧？”我这样想着，就到了站前派出所。刘所长刚好在，把车票递给我时，他免不了寒暄：“方记者，咱们就算认识了，今后所里有什么宣传，少不了麻烦你！”我也只好客气：“没问题，有事儿您言一声儿！”“以后买个票什么的，打个电话就成！”“那我就先谢谢您了！”我说着，把数完的三张票钱递给了刘所长。

    出了派出所的门，我掏出三张票来看了看，终点站都是北京，还真不错，两张下铺一张中铺，都挨着。“看来这张中铺就是我的了！”我心想。是的，三天后，我将踏上去北京的行程。

    刘浪结婚前写了一篇“怪病女孩”的稿子，说的是一个13岁的女孩儿，三年来一直莫名其妙地发高烧，动不动就42℃，而女孩也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感觉，只是不舒服，整天提不起精神来，因而误了学业。双双下岗的父母，为给女儿看病，几乎把家底都卖光了，省城的大医院也几乎走遍了，可就是找不出病根儿来。刘浪写这篇稿子帮着呼吁了一下，可也没什么结果，就放下了。谁知，昨天北京一家公司突然打来电话，说在网上看了报道，很同情不幸的一家人，他们愿意出全部的费用，让小女孩到北京去看病。

    凭着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我不排除这家公司的善意，但借机炒作是百分之百的了，不信你就瞧着，等女孩儿到了北京，肯定有许多媒体跟踪报道。而由我们报社出面送女孩去北京，也不失为一种炒作自己的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主编当即慷慨拍板：“来往的路费由我们出了！”并决定派一个记者跟踪采访。可刚婚了的刘浪正和老婆在云南旅游度蜜月呢，孙燕就决定让我去。

    孙燕是一番好意，想让我带着女朋友借机到北京玩一圈，她哪知道我的处境啊？刘艾丽我是不能带，赵婷我也是带不走的，我要去也只能单枪匹马。再说了，北京那家公司也蛮怪的，法定假日也不休？就不能往后串一串？这个时候去北京能玩得舒心吗？人猴儿多的，每个人搬一块长城砖，顷刻间，我们中华民族那个几千年的文明见证就没了；物价也猴儿贵的，若把哄抬起来的差价拢在一起，恐怕也能砌一座新长城了。可我又一想，虽然我们报纸在十一期间会变瘦，一部分记者可以休假，但我恐怕不在那部分之列，在哪儿不是工作呀？我还是答应了。

    我们报社没有派记者到省外采访的习惯，所以这样的机会也难得，来报社5年了，我只跨省采访过一次。我也说不清了准确时间，反正是张学良先生的夫人赵四小姐去世后不久，我去秦皇岛采访刚参加她葬礼回来的她的亲侄子。那次采访，我在老人家里，和老人详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老人讲述的一个细节让我至今还感动：他本是去美国参加姑父张学良的百年寿辰，因为签证耽搁了，没赶上，谁想却赶上了姑母赵四小姐的葬礼。他到的时候，正好是姑母咽气的时辰，当时，坐在轮椅上，已老太龙钟的张学良就握着赵四小姐的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轻轻地说了一声：“她走了！”

    打车路过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时，蓝宝大厦那几条从顶层直直垂下的彩带在夕阳中飘舞着，格外美丽。我看了看表，已经5点多了，我的心忽然怦怦地跳起来，会是怎样的一次抓捕行动呢？是抓杀人犯，还是抓贩毒者……我也激动起来，竟有了一种战地记者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