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章 被国家遗忘的任务 (第2/2页)

强都乐观地认为词典的完成会在“两三年之内”。

    “这个3年可真漫长，你说是不是啊？”老人仰望着天上，看着上面像一个人形的头像，喃喃自语。

    在京北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他们把能找到的相关词典都摊在桌子上。林强以前学过木工，他给每本词典都做了个托架，方便阅读。车克己则开始利用一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直接在上面用铅笔修改。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经费。他们从国际广播电台借了一台罗普克语打字机，先在纸上打罗普克语，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后来俩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于保存，林强就找到了当时西单二龙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家印刷厂，厂里有一些不用的下脚料，他拜托他们把这些纸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于是就有了统一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罗普克词语，然后是注音，下面是词性，最后是释义。

    他们甚至考虑到了做好以后怎么印刷，有现成的刻好的铅字，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但好景不长，1979年美国入侵葛布尔，国家政府拒绝承认美国扶植的得勒林政权，中葛关系陷入恶化。他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不过这时他得到了陈总理的安慰：“这个时候应该更需要这部词典，因为葛布尔的‘亲美’身份使它成为更重要的调研对象。”

    自从陈总理离世后，结果等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再没有人过问这件事。领导从没来看过他们，同事除了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上见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么。只有印书局的编辑每隔大半年会打个电话过来，询问一下进度。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克己和李强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他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车克己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1985年车了己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1990年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岁。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京北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

    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车克己心疼不已地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忙排序查漏，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

    “工人兄弟你们真是给我惹了大麻烦哟。”车克己老人想到这里忍不住腹诽了一句。

    1992年4月，葛布尔的得勒林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葛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车克己被派到了葛布尔。他又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葛布尔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回国之后，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罗普克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车克己完全被遗忘了，只有他还清楚地记得陈总理给他的任务。

    2008年72岁的车克己叫上原来在洛克斯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林文，作为共同的主编一同再次前往葛布尔调研部分罗普克俚语来完成这部词典，顺便完成另一位领导人给他的葛布尔小语种的地图翻译。

    2015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

    车克己的另一个编词典同伴林强2012年前就已经去世。

    “总理，小车已经完成了您给我的任务。”车克己老人泪流满面地说道：“可惜您和林强都已经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