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激民愤天津教案 因媚洋国藩毁誉 (第2/2页)
迟缓，若是拖延或处置不当都会引发更大的事端；二则，曾国藩此时身为直隶总督，即使没有皇命也是职责所系在所难辞。所以，曾国藩不敢迟延，星夜兼程赶往天津。 二年前，曾国藩处理过扬州教案，希望能有所借鉴后妥善处理；因为，天津教案与发生在同治七年的扬州教案大同小异似若同出一辙。 关于扬州教案，那还是同治七年的事，曾国藩记忆犹新。 当年，也是因为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金缄三，在扬州三义阁开办的育婴堂中死了婴儿；扬州民众听信谣传后群情激愤，不分青红皂白地却将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建在皮市街的基督教堂包围并放火焚烧了，迫使教堂内的传教士及其眷属跳楼逃生；结果，戴德生怀孕六个月的妻子玛莉亚及其秘书白安美等人，坠楼后多处骨折受伤；从而，引发了扬州教案。 扬州教案发生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立即《照会》清皇朝的总理衙门，进行抗议并对清政府施压。而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则率领瑞那尔多号军舰沿长江而上威逼南京，并致函尚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提出了包括“惩罚肇事者”、赔偿损失”等在内的六点要求。 此时，曾国藩正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而尚未赴任；曾国藩为了平息事端，与继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商议后，决定接受麦华陀提出的全部要求。 结果，做出了“罢免扬州地方官吏”、“修复被毁的房屋”、“赔偿受损传教士白银二千两”等一系列措施后方才了结。 虽然，曾国藩的如此处置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但扬州教案终于让他平息下去了，事态没有进一步的扩大与恶化；因此，朝中也有同僚觉得处置得当。 所以，对于扬州教案处置的评介褒贬不一，曾国藩也不当会事未曾放在心上。此后，曾国藩就北上赴任了，人们也渐渐的将此事淡忘。 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后，原以为从此可以清静了；然而，想不到才过了短短的两年，就又遇到了这么一个棘手的案子。而且，这次的天津教案中不但死了人，而且死的还是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大人；可想而知这次事件的性质也就显得十分严重了，绝非扬州教案所能比拟的。如此一个烫手的山芋，着实让曾国藩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棘手；但最是棘手，他也不得不接。就这样，曾国藩在胸无定见与忐忑不安中到了天津。 而天津的一班地方官吏与士绅闻知曾国藩前来，倒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因为，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湘军统帅、地方实力派的魁首，为剿灭发匪挽救清皇朝立下了显赫的功勋，可谓是大清朝的顶梁柱；且又热衷于洋务，为富国强兵倾注了多少心血。而其于咸丰四年发表的《讨粤匪檄》中，曾对太平天国所信奉的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痛加批驳，则认为曾国藩也必是反洋教的。所以，这次“教案”中定能为国人撑腰、为同僚执言；给洋人以眼色，从而为大清朝雪耻扬威。何况，这次教案实因洋人持枪杀人在先才激起的民愤；理在华人，曾国藩也该与国人同仇敌忾。然而，人们的这一愿望却很快落空了。
曾国藩一到天津，立即发布了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告示》中对天津市民的行为严加指责，并警告勿再妄为滋事。接着，又上《奏》道：“愚民无知，胡滋祸端，曲在津民；属吏渎职，推波助澜，几开边衅。此刁风不可长，应予严究；杀人当偿命，天经地义。视目前态势，仍乃外强中弱，故不可妄言交兵；惟有委曲求全，方能抚夷心，重归和局。” 两宫太后最怕的就是与洋人交战，也就准《奏》，并要曾国藩从速平息。 于是，曾国藩一面派遣崇厚到法国领事馆道歉，答应严惩肇事者，并赔偿白银五十万两。一面暗中教天津提督陈国瑞藉口有病赶紧溜出天津回扬州藏匿，而将张文藻和刘杰二人革职并发配至黑龙江充军，同时被发配充军的另有二十五人。 接着，曾国藩又派人四出搜捕了八十多名所谓的肇事者，欲将这些人定谳问罪。但对到案的八十人审讯后，只有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八人承认犯案；曾国藩觉得，此事件中洋人共有二十人丧命；若仅让此八人伏法，洋人肯定不愿罢休；中国历有“一命抵一命”之说，何况是洋人了，如此怎能了结？于是，曾国藩采用严刑拷打之法硬是又让几个人认罪了，但还是没能凑足二十的数。曾国藩真是感到了为难，最后绞尽脑汁终于有了法子；他命人去死囚牢中提了几个犯人，瞒天过海地诳称就是案犯，这才湊足了二十的数，算是合了一命抵一命之理。 曾国藩决定如此处置后此事就可以了结，洋人倒是勉强愿意接受了。 然而，曾国藩为凑足二十之数，采用屈打成招之术让无辜的百姓替洋人抵命，如此的媚洋姿态顿时招致非议激起共愤；曾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顿时成了被国人唾弃的汉jianian、卖国贼，舆论哗然举国痛斥而皆欲杀之。甚至于连原来引以为荣的湖南同乡，此时也如同蒙受了奇耻大辱；在京、津的湖南同乡会馆则把悬于会馆中用以赞誉他的匾额也摘除砸毁了，并剔除了他的名籍，以为他使乡人蒙耻而不配为湖南人。 曾国藩处心积虑的如此作为，其初衷无非是为了平息事端；却不曾料到会招致如此多的非议，而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更让他刻骨痛心的是，他谨慎一世而树立的声望，却因为这宗天津教案而毁于了一旦。曾国藩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身心疲惫不堪了；对天津教案的处置也被迫搁置，进退两难。 此时，忽闻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趁机《奏》请“辞去直隶总督之职，回原任以就”。 两宫太后见曾国藩处置天津教案已成僵局，也就准《奏》，而让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续办天津教案。 李鸿章接管天津教案后，也感到了十分棘手；却也觉得只有委曲求全方能避免事态扩大，也就仍然按照曾国藩所定的调子续办下去。只是，为了安抚民心，李鸿章设法让俄国驻华公使同意将死于教案中的四名俄国人，认定为误伤致死，只要求经济赔偿而无须偿命；于是，将原来准备抵命的二十名人犯减至为了十六名。如此，这才使激愤的民情稍微平息了一些。 结果，李鸿章终于以处死十六人了结此事。 天津教案后，李鸿章受朝庭赏封为武英殿大学士，深受两宫太后的器重了。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接管了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接着，李鸿章又创办了一家从事客运和漕运业务的轮船招商局，开始将目光从军工转向了军工兼民用。 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国内的天津、广州、烟台、汉口、福州、香港等地，以及日本的横滨与神户、菲律宾的吕宋、新加坡等处都设立有分局，规模颇巨。为良好经营，李鸿章委派了上海的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从而，开创了“官督商办”的先例，为中国民用企业的兴起开了先河。 而曾国藩复任两江总督后，虽然从天津教案中脱身，但因此而招致的臭名却像梦魇般地一直缠绕在他的心上挥之不去；不到两年，即因忧郁惆怅而致病。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终于带着无限的遗憾在南京病逝，终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虽然被谥为“文正”，但后世对其褒贬不一毁誉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