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李鸿章呕心北洋 清水师长崎扬威 (第2/3页)

命了海军衙门的各级大臣而排斥了西方各国在其中的任职后，赫德等英国人因未能掌控清政府的海军而甚感不悦且又无奈。

    于是，赫德赶紧致函本国政府，露骨地直言：“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是向前迈出一大步，法、德、美等国都想掌控清政府的海军，都不能如愿。但我认为，现在中国需要的是琅威理之类的技术官员，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所以，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务必让琅威理尽早来华任职。”

    因中法战争已经结束，英国政府没有了顾忌；所以，立即采纳了赫德的建议，同意并促使琅威理赴华任职。

    而此时，在北洋水师中任总教习的德国人式百龄因教习能力薄弱，且其随员在中法战争时不愿为清皇朝作战，令李鸿章大失所望将其辞退了。

    式百龄被辞退后，李鸿章也就想到了琅威理而发函邀聘；琅威理本人也有意愿，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已升任为英国海军上校了的琅威理，在两国政府敞开绿灯下顺利地再次来华任职了。

    其时，清皇朝高价向德国坦特伯雷度公司订购的定远号、镇远号铁甲战列舰及经远号、来远号巡洋舰均已完工；于是，就由琅威理顺便率领了驶抵大沽口。

    接着，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了另两艘致远号、靖远号巡洋舰也相继到埠。

    六艘战舰到埠后，泊于港内固然气势非凡，国人见了无不叹为观止。

    清皇朝也似乎觉得有了这些游走自如坚不可摧的战舰作为后盾，从此就可以不畏西夷而腰板硬直了；此时，连一再反对师夷的顽固守旧派也不得不暂时禁声了。

    北洋水师壮大后，天津的大沽口船埠已是不再适用，甚感有鸟无笼之虞。

    于是，李鸿章决定在渤海湾内的旅顺口新建一个军港，以供北洋水师使用；于是，他派遣了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督办此事。同时，李鸿章还在天津机器局内新建了一座栗色火药厂，专事制造供北洋水师使用的炮弹。

    李鸿章在筹办北洋水师的同时，还热衷于办洋务。

    其实，早在中法战争前，李鸿章就率先在直隶开采了磁州煤铁矿、开平矿务局。

    中法战争后的时局呈现了平和，李鸿章则利用难得的太平时期更是放手大干了；先后又开采了江西的兴国煤矿、湖北的广济煤矿、承德的平泉州铜矿、黑龙江的漠河金矿等矿床。同时，还在上海与天津创建了电报总局；筹办了上海的机器织布局、华盛纺织厂等民用企业。

    调任湖广总督后的张之洞，则也在湖北相继创建了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局及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

    淮军将领刘铭传驻守台湾时则开采了基隆煤矿。

    别的洋务派人士也争相效仿。

    顿时，洋务运动在南北各地再次兴起，许多民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冒了起来，使满清皇朝的天下呈现了一派中兴发达之势；因为，此一时期跨越了同治与光绪两朝；故而，史家美称其为同光中兴。此虽为后话，当须顺提。

    与此同时，李鸿章还打算筹资修建铁路。

    其实，此一打算由来已久。早在沙俄侵占伊犁之时，李鸿章就指出了“西域距中原万里，若不修建铁路，则无法运兵，万难远征”；于是，李鸿章提出了“应将土路改建铁路”的主张。

    然而，此举谈何容易？李鸿章欲在西域修建铁路的设想确也不现实，故而这一主张没能被朝庭接受。

    中法战争前夕，李鸿章感到中法关系紧张战事一触即发情势十分危急，而修建铁路则能快速向南疆运兵以便抢得战局中的先机；而刘铭传为驻守台湾需要，也欲在基隆与台北之间修建一条铁路。

    于是，李鸿章授意刘铭传上奏《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李鸿章自己则也写了《妥议铁路事宜折》，希望朝庭能支持修建铁路。

    同时，尝试性地修建了一条仅十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以用于运输开平煤矿所开采的煤。

    此事顿时引起了朝野的一片哗然，朝中那班顽固的守旧派更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而必欲抵制。

    此前，英国人曾于一八七六年在上海修建过一段吴淞铁路，却因火车轧死行人而引发了sao乱；清政府被迫花了二十万两白银的巨资从英国人手中将吴淞铁路收购，然后将所铺铁轨撬毁沉于黄埔江中后才算平息了事端。

    因此，守旧派即以此为例而竭力反对，言“此乃祸害之举”。

    御史余联沅则列举了“修铁路一害舟车，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风俗，五害财用”，断言“不可为”。

    内阁学士徐致祥更是认为“修铁路有八害而无一利，误国殃民，莫大于此”。

    诸此种种，百般诋毁而竭力阻挠。

    又因唐胥铁路正好从清皇朝的东陵旁经过，顽固派则更以惊扰皇陵、震动地脉、破坏风水等为由竭力要求永远禁用。

    但是，朝庭考虑到开平煤矿运煤之实需，且唐胥铁路已经建成木已成舟，若毁弃了损耗太巨实也可惜；故而，结果还是准予使用了。

    但是，朝庭却下《旨》规定了“行运于这条铁路上的火车只准用骡马牵引”，以免机车的轰鸣声惊扰了安眠于东陵的满清皇室的列祖列宗。能不毁坏而准予使用已是大幸，李鸿章当然只得遵《旨》而行；于是，世间遂有了马拉火车的奇闻。而有关“修建铁路”的奏请，则皆被封杀了。

    李鸿章虽然遭此挫折，但仍不甘心作罢。

    中法战争后，朝庭痛定思痛已将海防视作了要务；于是，李鸿章又欲趁机修建一条天津至塘沽的津沽铁路，以方便北洋水师所需军资的运输。

    然而，有了前番教训，李鸿章觉得暂缓奏请，还是仍悄悄的修建了木已成舟后再说。

    正当李鸿章准备修建津沽铁路时，忽然接到袁世凯的报告，言：“朝鲜国中有人欲藉口防英而暗中联俄，而沙俄则欲趁机东下谋取朝鲜元山口外的永兴湾。”

    于是，李鸿章只得把修建津沽铁路之事搁置，对付沙俄了。

    虽然，此时的大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已有点疏远了，但名义上毕竟还是其宗主国，仍对其负有责任；且朝鲜与大清的疆土仅一水之隔，可谓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朝鲜国无异是大清朝的东大门；一旦朝鲜落入别国之手，大门洞开后必将危及大清皇朝自身安全；所以，清庭接此谍报后不得不引起重视。

    好在，此时的北洋水师已具规模；于是，朝庭即《谕》令李鸿章，调派北洋水师的舰队出洋远征以扬国威。

    李鸿章也有此意，遂命令丁汝昌率领定远号等六艘战舰远赴东朝鲜海湾巡防，以抑制沙俄东下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