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兴中会马失前蹄 失胶州巨野教案 (第2/4页)

深火热之中。满清王朝如此而为，怎能不令忧心于民族危亡的志士仁人激愤？

    孙文深为祖国蒙受如此奇耻大辱而揪心裂肺，感到华夏民族已到了危亡之时；凡有爱国之心的志士仁人都应奋起，以匡扶大厦之将倾，拯救黎民于水火。

    此时的孙文已充分地认识到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列强欺凌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根源乃因清皇朝的腐败无能。且满清皇朝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任何改良维新之类的措施，皆如痴人梦语不会奏效。所以，欲拯救华夏必须从根本入手；只有推翻已经病入膏肓了的满清皇朝，方能使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重新回春，从而恢复朗朗乾坤再现太平盛世。

    于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文邀集了在檀香山的刘祥、何宽等二十多名志同道合的爱国华侨成立了一个社团，名曰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同时，通过了由孙文亲自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率先举起反清的大旗。

    兴中会成立后，孙文离开檀香山回国。

    抵达香港后，孙文又邀约志趣相投的香港西医书院同窗、广东新会人陈少白及广东香山人陆皓东、广东归善人郑士良等商议，欲在港、穗也筹建兴中会。

    而此前，福建海澄人杨衢云与广东开平人谢缵泰等十七名爱国志士，已于一八九二年在香港就创立了一个名曰“辅仁文社”的进步团体；其宗旨是“进行中国大众的革新”，提倡“学习西方，爱国维新”，同样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的道路。

    因孙文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上李鸿章书》，早已声名远扬；故而，闻知孙文来港，辅仁文社的同仁即与他取得联系；且也赞同孙文所提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

    于是，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孙文与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等人达成协议；决定两会联合，且仍沿用兴中会之名。因辅仁文社创办在先，凭了这一点，联合后的兴中会就让杨衢云当了会长；孙文乃谦恭之君只忧国祚不图权位，也就没有计较。

    接着，又在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设立了兴中会的香港总部，对外则用乾亨行的名义作掩护。不久，兴中会香港总部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并拟定推翻满清皇朝后，即建立共和政府。

    兴中会做出决定后，就分头行动。杨衢云留驻香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输枪械，孙文前往广州负责起义的具体准备。

    于是，孙文偕同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等人潜往广州。

    因为，孙文从西医书院毕业后，曾在广州行医；于是，孙文偕同一名叫陈翠芬的女子潜回广州，复以此为掩护，准备起义。陈翠芬年方二十，她是在屯门的基督教堂中，由陈少白介绍认识孙文的；俩人初次相识，出身贫困的陈翠芬即对孙文敢于效法洪秀全欲推翻满清王朝的壮举十分敬佩，遂自愿追随于他，并以护士的身份随侍左右。

    到了广州后，首先成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分会机关则设在双门底王氏书舍。为掩护兴中会在广州的活动，又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名，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团体农学会。农学会的活动名正言顺，没有引起官府的怀疑，且得到了广州一些著名官绅的支援；有了这层保护色，兴中会的活动就方便多了。

    尔后，兴中会在广州相继建立了数十处秘密据点，会员也迅即发展成数百人。并派人与广州各地的会党、绿林、游勇、防营等联络，以争取广泛的支持。

    经过一番努力，程奎光设法联络了驻广州的水师，郑士良则联络了花县、英德、清远等地的会党，李杞与侯艾泉则联络了香山、顺德等地的绿林及潮、惠等地的会党。

    而杨衢云也已在香港募得了资金数万元，用以购置了一批军械；并招募了许多志士、义勇，准备赴广州举事。

    十月十日，兴中会总部见一切已准备就绪，即定于十月二十六日即农历九·九重阳节这一天正式举行起义。

    为此，兴中会员广东南海人何启、上海人朱淇分别用英、汉文起草了《讨满檄文》；陆皓东则制作了青天白日旗，准备为起义成功后新建立的共和政府而用。

    同时，推举杨衢云为共和政府的总统；这次，孙文同样没有计较。

    重阳节前夕，起义军已准备就绪；约定臂缠红带作为起义军的标识，只待一声号令即可举事。然而谁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起义军因行事不密走漏了消息。

    清庭的两广总督谭钟麟获悉兴中会要在广州起事，赶紧抢先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清军四处缉捕，将兴中会在广州的据点都铲除了，并捕获了陆皓东等七十余名兴中会成员。

    孙文见事情败露，起义已不可如期举行，赶紧用暗语《电告》尚在香港的杨衢云。

    但此时，杨衢云已派遣朱贵全、丘四等四十余人前往广州，并随带了一批军械；朱贵全、丘四等人到达广州，也即被清军捕获。几天后，被捕的兴中会成员皆英勇就义惨遭杀害；至此，兴中会策划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就这样半途夭折了。

    杨衢云得到孙文的密告后赶紧逃离香港。

    孙文与陈翠芬也只得离开广州东渡日本，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随即离粤东渡。

    孙文到日本后，寄居于好友、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张能之家中；期间，陈翠芬干脆以妻子的名分相处，以掩护孙文的革命活动。孙文旅居日本时，化名中山樵，同仁乃以“孙中山”相称；自此，世人只知其为“孙中山”而疏于别名了。

    虽然，兴中会的广州起义遭受了大挫，但众人仍矢志不渝。不久，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又创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此后，孙中山让陈翠芬留在横滨；自己则与同仁辞别，取道檀香山去往美、英等国，希望能从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中为兴中会筹措资金。

    谁知，孙中山到了英国伦敦后；却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雇佣的密探跟踪绑架，并欲将其押解回国。后来，孙中山设法收买了使馆中看押他的人员，才将自己被绑架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师尊、曾是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时任伦敦市议会顾问医生的英国人康德黎的手中。

    于是，康德黎向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并设法营救。

    英国政府闻知在自己的首都竟然出现了绑架和迫害政治人物的事件，唯恐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