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光绪帝维新图强 康有为戊戌变法 (第2/2页)
也不当会事。 第二天，光绪皇帝到宁寿宫问安时，慈禧太后却放话道：“吾闻朝中诤言不绝，国是未定，何犹豫不决？凡利国者，无分中、西，皆可宣学；汝可明《诏》天下，以去惑心。”并又明言心声：“不移祖制，余皆可为，吾不内制。” 慈禧太后如此放话，正是光绪皇帝求之不得的；因此，喏喏连声后赶紧退出照办。 于是，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即颁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施变法维新。 《诏》略云：“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 光绪皇帝的这道《明定国是诏》，让维新派人士吃了定心丸；于是，维新变法之声又盛了。 几天后，光绪皇帝在懋勤殿正式接见了康有为，询问变法维新事宜。 康有为遂向光绪皇帝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维新主张；并详陈了具体方略：“改官制，裁冗员，用新人；停科举，废八股；练新军，用精械；惠农商，办实业，筑铁路，开矿山，造轮船、通邮政，建学校，创报馆。” 同时，康有为还呈上了自己先前著作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以及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字林沪报》主笔蔡尔康合作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以为变法维新时参照的蓝本。 凡此种种，对于光绪皇帝来说是前所未闻，不由得引起了兴趣并产生强烈的共鸣。 光绪皇帝心中大悦，即赏赐康有为六品衔，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授予其可不受约束专折奏事的权力。 不久，经康有为推荐，在长沙时务学堂的梁启超也奉《诏》进京，授以办理译书局；自此，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就可以直接为光绪皇帝献策，谋划变法维新大业了。 接着，康有为又上书了《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提出了变法三纲要：一、取万国良法，革旧维新；二、设‘制度局’，更议政事制度；三、采天下舆论，征天下通才，以为用。 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新政举措：“一是，采中西各法，振兴实业；奖励农、工、商，设立相应各局以辅；取消满人寄生特权，令自谋生计；以开源节流，充盈国库。二是，整改各衙门旧制，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精简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以整肃政事，消弭内耗。三是，淘汰旧伍，增建新军；令八旗改练洋cao，建团练，行保、甲制；办兵厂，制新械，更军备；以强军励志，守土安邦。四是，革新科举，废八股，试策论；办学堂，兼西学，开报馆，立译局；鼓著述，奖发明，设专利。以广纳贤能，兴利除弊。”
如此诸多新政，令人耳目一新，光绪皇帝朱批“钦准”。 接着，就着手筹建制度局，并拟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个专局，以确保新政得到执行。 维新派的这些举措可谓规模空前雷厉风行，但却在士林中引起恐慌；特别是要裁撤衙门、取消特权等项，更是直接损害到了一些官僚与满清贵族的利益。 于是，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权贵们又告到了老佛爷面前，求老佛爷出面约束；此时，慈禧太后也才感到了情况有点与自己的初衷相背。 慈禧太后原以为，搞点洋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是有益无害，无损大清朝的根基，大可不必计较；但现在看来，这些维新派想搞的已超出了她的许可，若放任不管不加约束恐会失控甚至不测。然而，允许变法维新是自己放口的；才几天就改口食言又似有不妥，往后如何取信于天下？想到这些，这倒使慈禧太后一时感到为难了。 不过，慈禧太后很快悟到了，只要将朝政与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几个书生翻不了天。 于是，就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皇帝又连发了三道《诏》。第一道《诏》，将竭力主张变法、帝党中的领军人物、且身居军机大臣要职的翁同龢革职罢黜；第二道《诏》，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军等所谓的北洋三军；第三道《诏》，规定凡新授予二品以上大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 慈禧太后这一手确实厉害，非但极大地削弱了帝党势力，并把军权牢牢的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同时，通过“当面谢恩”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令群臣望而生畏不敢妄为唯其命而从了。 光绪皇帝虽然也隐约感到了慈禧太后这一手的辛辣，但变法维新之举已如离弦之箭不可逆回；且长期受掣肘的光绪皇帝难得有此机会，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岂愿半途而废而畏缩止步。 所以，光绪皇帝已顾不得老佛爷在如何想了，仍我行我素地决意要将变法之事进行到底。 再说，光绪皇帝毕竟是当今皇上，大清朝名义上的执政者，朝野也有强烈要求老佛爷还政于他的呼声；所以，他也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希图依靠维新派通过变法能促使慈禧太后真正还政于朝。 而康有为等人以为有了光绪皇帝撑腰，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一纸《诏》书，天下人谁敢不从？所以，也忘乎所以地一意孤行而欲将变法维新之事一蹴而就了。 所以，此时的光绪皇帝与维新派的一帮人简直是无所顾忌，甚至于有点急不可耐而感到进展欠速。 而许多朝臣及地方官吏却因是初涉变法不谙其事，常显得办事拖沓而遭训斥，有的甚至为此丢官去职。 故而，变法维新没多久，朝臣及地方官吏皆暗自叫苦不迭惶恐难安怨声不绝，反而促使了他们对变法维新的极大抵触。 唯有潇湘之地，因有湖南巡抚陈宝箴与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竭力支持，加之谭嗣同等维新人士的协力，倒是把变法之事搞得有声有色。 为此，光绪皇帝给予了褒奖。 而曾为侍读学士、时任庶吉士的江苏宜兴人徐致靖，也因竭力主张变法而被光绪皇帝擢升为礼部侍郎。 徐致靖又向皇上谏言：“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并竭力推荐谭嗣同等人；于是，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也奉《诏》入京，同为军机章京上行走了。 许多维新派人士的破格重用，令一心想往上爬的袁世凯心活了；恰巧，其手下幕僚敦源正与徐致靖的侄儿徐仁录是姻亲；于是，袁世凯将徐仁录邀至天津小叙，竭力表示对维新变法的支持，希望能得到推荐。 果然，徐仁录回京后，在其叔父徐致靖、师尊康有为面前竭力替其美言。 因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康有为也觉得此人可用；于是，亲自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折》，由徐致靖出面向光绪皇帝举荐了。 光绪皇帝阅过《保荐折》后，也有意起用；只因朝政繁忙，一时却搁下了。 袁世凯闻知已被举荐，以为目的可达；于是，翘盼好运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