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苏报案革命先驱 施新政亡羊补牢 (第4/4页)

了一个字，更名为大理院。不过，资政院与军咨府倒是增设了；但是，原欲增设的集贤院、行政裁判院却没能批准。而立宪中的关键、设立责任内阁一事，倒是准予同意了。同时，六部中除了礼部、吏部保留外，其他各部均被裁撤。审议后，同意另设了外务、民政、陆军、法、学、农工商、理藩、邮传、度支等部门。并规定了“各部只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内阁也只设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二人，各部尚书同为内阁政务大臣”。

    至此，袁世凯主持的官制改革总算有了落实；虽然，《草案》中拟议的内容没能完全通过，但实施了部分；终于理清关系明确权责，也算是小有成果。

    责任内阁设立后，清庭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原外务部会办大臣、镶黄旗人那桐为内阁协理大臣，瞿鸿禨为内阁协理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另外，分别任命了各部尚书、侍郎。两派均有人入阁，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倒是显得相安无事，使这场角逐一时难分谁胜谁负。

    而张之洞与袁世凯均被调入军机处擢升为军机大臣，也算是不相上下。

    只是，袁世凯的各项兼差同时被免去，连所掌控的北洋六镇也被收回了四镇，这让袁世凯有点掉落门牙咽下肚说不出的难受。袁世凯明白，这必是瞿鸿禨等人在其中作祟，但却甚感无奈。

    不过，袁世凯通过官制改革，趁机把自己的人摆到了不同的要职上，多少也捞到了一些好处。对此，瞿鸿禨等人也明白，虽感无奈却心中不甘；于是，总想找机会拆袁世凯的台。

    果然，瞿鸿禨等人瞄准东三省的督、抚任命一事做起了文章。

    原来，因东三省是清皇朝的龙兴之地，其行政体制一直来与内地迥异，实行的是民、旗两套系统常相互掣肘。故而，一年前，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行省体制”。

    于是，曾是袁世凯幕僚的徐世昌拟就了一个《东三省改制方案》，即“将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下置三省巡抚”。

    因为，官制改革由袁世凯一手cao办；所以，清庭批准这一《方案》后，袁世凯即将出于北洋的徐世昌、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等四人安插其中，并得到了奕劻的认可与支持。

    于是，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袁世凯得了大利，自然高兴喜不可言。

    然而，如此龙兴之地的权重之位全让袁世凯一党夺去了，瞿鸿禨等人当然更是不甘；于是，想方设法欲搅局一番。

    固然，不久就捞到了一个绯闻，言“段芝贵曾将一名叫杨翠喜的歌妓献予奕劻的长子载振”。于是，监察御史赵启霖、江春霖、赵炳麟等人上书弹劾奕劻、载振父子俩“卖官受贿”。

    慈禧太后闻知后大怒，将段芝贵革职；袁世凯因此牵累，奕劻则被老佛爷怒斥了一顿。俩人怀疑是瞿鸿禨等人指使，遂怀恨在心，密商欲行报复。

    不久，俩人的泄愤目标定在了瞿鸿禨的同党岑春煊身上。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光绪五年捐官主事后历任广东布政使、甘肃按察使之职；八国联军进犯京城时，各地督、抚忙于自保而抗命不遵，岑春煊却率师勤王，获得了慈禧太后的好感而受到升迁。因此，其在四川总督任内，为严肃吏制敢于弹劾有庆亲王奕劻为后台的官吏；而且，一举被其弹劾就有四十余名，故有“官屠”之称；但也因此而得罪了奕劻，遂被调任云贵总督。

    瞿鸿禨见其敢与奕劻抗争，引为至交；官制改革时，经慈禧太后颌首，任命其为邮传局尚书；于是，俩人联手更是无所顾忌欲对付奕劻与袁世凯了。

    然而，瞿鸿禨、岑春煊俩人在戊戌变法前夕曾与康有为、梁启超有过交往；奕劻与袁世凯知道慈禧太后十分仇视维新党人，即抓住了这点大做文章进行攻讦。

    奕劻将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章》呈交给了老佛爷，而袁世凯更是授意其亲信、上海道台蔡乃煌伪造了瞿鸿禨、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四人合影。

    果然，刚受过谋刺案惊吓的慈禧太后见了《奏折》及四人的合影后十分恼怒；于是，立即将瞿鸿禨与岑春煊俩人革职；只是，念其当年北上勤王、护主逃奔西安的功绩，才只是罢官回籍而没有进一步追究；俩人虽然败北，却保住了性命已算是大幸。

    至此，奕劻与袁世凯的这一阴招终于得呈而泄愤了。

    如此，这场以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为先导的所谓新政，实际上却成了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舞台。

    在这场尔虞我诈的争斗中，两派全都伤了元气。

    特别是，张之洞与袁世凯都被慈禧太后以擢升之名褫夺了实权；所以，双方皆有难言之苦，谁也不能言自己是胜者。结果是两败俱伤汉人之势大挫，而满人却坐收了渔翁之利。

    瞿鸿禨开缺后，醇亲王载沣出任军机大臣，军机处中又是满人的天下了。

    而立宪首当其冲必将损及满人的利益，欲由满人来指导实施有损于自己的立宪，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不足为奇了。

    诚然，慈禧太后推行新政的初衷，确也欲借此重振大清皇朝；虽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但却寄予了一点希望。然而，正在亟需朝野同心协力共度时艰之时，利欲熏心的大臣们却都只为一己之私而相互倾轧拆台，而将社稷大业抛到了一旁，结果是两败俱伤；于是，施行新政也就成了一场你唱罢、我登场的闹剧。

    何况，新政一开始就被套上了“五不议”的紧箍；所以，采取并实施的预备立宪、改革官制、建立责任内阁等措施，也就只能动皮毛却不可换筋骨；故而，改革官制后虽然许多机构或撤并、或更名、或增设，但却是换汤不换药的骨子里仍是满清的东西，也就难以对清皇朝的政治产生多大的实际效应。

    所以，这场看似热闹、名曰新政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以失败告终，仍难以挽救垂亡中的满清皇朝；唯一的作用只是延缓了清皇朝衰亡的过程，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