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国民党初选大捷 宋教仁喋血上海 (第3/3页)
讯。
果然，侦讯中俩人神色慌张语无伦次，也就更加重了巡捕的怀疑。最后，终于侦查清楚那名男子名叫武士英，竟然就是被应夔丞雇佣杀害宋教仁的凶手。于是，巡捕房将武士英拘禁继续侦讯。 武士英，山西平阳人；曾在云南七十四标二营任管带，练得一手好枪法。南军裁撤后，留在了上海而生活无着；心存怨怼的武士英在一茶室中偶遇应夔丞；于是，应夔丞以一千元的高价将其雇佣作了杀手。 杀害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自投罗网地被缉获，顿时令人觉得宋教仁案的真相大白有了希望。至此，人们这才明白，宋教仁案绝非偶然，而是一宗蓄谋已久的政治暗杀；武士英与应夔丞都无非是充当了杀手的走卒而已，直接指使俩人的却是政界要人洪述祖。 而洪述祖是赵秉钧的内务秘书，又是袁世凯第六房姨太太的阿哥；于是，人们也就自然的想到了洪述祖身后必定另有其人，只是暂时尚无直接证据可予指证罢了。所以看来，这宋教仁案必定是通天的；否则，难以解释凶手何故要谋刺宋教仁？既然是政治谋杀，其身后的元凶为谁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时，黄兴已经坚信自己当时的揣测不会有错，对于袁世凯已彻底失去了期望；于是，愤而写下了一副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洪述祖，我说是袁世凯。” 国民党中的同仁也均有同感，一怒之下皆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用同样的方式实施报复。 然而，黄兴转而一想，现在已是民国，步入法治时代了，一切应按法律程序解决；袁世凯阴险毒辣不择手段，但自己却不可步其后尘以邪治邪。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勉强劝阻了众同仁强忍怒火，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替宋教仁报仇雪恨。 为此，又通过一番周折，终于将应夔丞、武士英两犯从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了上海地方法院。接着，上海地方法院组成了一个特别法庭，准备公开审理宋教仁案。 但谁知，凶手武士英被引渡后，突然暴毙于狱中。 原来，是应夔丞的党羽，为了让应夔丞脱身，设法将武士英毒死；以为如此就死无对证，也就无法给应夔丞定罪了。特别法庭唯恐再节外生枝，赶紧在第二天就开庭审理。 果然，武士英死后，应夔丞一口咬定“宋教仁之死与己无关，是武士英一人所为”；案子也就一时办不下去了，只得将应夔丞收监候审。 虽然，应夔丞百般抵赖死不承认；但是，法官手上毕竟有着应夔丞与洪述祖的往来密电；于是，打算传讯远在北京的洪述祖。 且说，宋教仁案中的凶犯武士英与应夔丞被缉后，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等人都惶恐不安了。他们害怕的不仅是俩人的落网，而是应夔丞与洪述祖的往来《密电》被英租界巡捕房搜获并公布于众了，法庭还欲据此传讯洪述祖。若是洪述祖真的赴沪应讯，岂不要真相大白？革命党人必定会顺藤摸瓜地往上追索，这无异于是对袁世凯的当头棒喝。而若欲抵赖，《密电》已公诸于世，纵有百张嘴也难以辩白。 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人，袁世凯如何脱得了干系？所以，绝不能让洪述祖栽在国民党人的手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袁世凯苦思冥想了许久，得设法保住洪述祖；因为，保住洪述祖也就意味着保护自己。袁世凯慎思再三，最后觉得还是走为上；于是，赶紧叫洪述祖躲到青岛的德租界内暂避。 特别法庭传讯洪述祖，洪述祖却不知去向销声匿迹了。因洪述祖是赵秉钧的内务秘书，国民党人就把矛头指向了赵秉钧，要求传讯赵秉钧了。 赵秉钧闻讯后也心慌意乱了，不知该如何应对。 袁世凯倒是老成而处事不惊，他让赵秉钧“称病告假、暂避风头、静观变化”。于是，赵秉钧告假了，袁世凯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其职。 然后，袁世凯又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出面，以“无真凭实据，妄传国务总理，与《约法》不符”为由抵制了上海特别法庭对赵秉钧的传讯。 国民党人与上海特别法庭碰了这个软钉子，确也感到了无奈。 接着，袁世凯又想出一招；因为，应夔丞是国民党员；因而，袁世凯又利用这点做文章了；他指使人故意放言：“应夔丞乃国民党员，系受国民党内要人指使；因此，宋教仁案实乃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所致。”如此一来，一宗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就轻飘飘地被说成了是国民党人因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内讧。 同时，袁世凯还指使人编造了一个所谓“北京有个专搞暗杀的血光团，黄兴是该组织的首领”；并扬言“若上海要传讯赵秉钧，则北京就要传讯黄兴”，以此相威吓进行抗衡。 国民党被诬而扣上这些罪名后，反倒须忙于为自己辩白了，哪还有精力去指控他人。 袁世凯的这一招果然厉害，一下子把水搅浑了；不明真相的国人不知道该听谁的，觉得谁说的都有理，不免有点真假难辨是非不清了。况且，凶犯武士英偏偏死在上海的监狱中；而上海是国民党控制下的地盘，又给了袁世凯口实；于是，袁世凯更是借题发挥，继续放言：“武士英之死，是国民党杀人灭口。” 就这样，宋教仁案的涉案人死了一个、关了一个、藏了一个、走了一个后，又被袁世凯如此一搅，整个案情以及隐藏在背后的一切顿时变得扑朔迷离如同一潭浑水；宋教仁案的审理则因真相莫明拖而未果，成了民国初期的一大疑案。 然而，国民党人心中自明，料定必是袁世凯在搞鬼。 此时，已从日本赶回上海的孙中山，断定刺杀宋教仁的幕后指使者必定是袁世凯。 孙中山从宋教仁案中猛然省悟，意识到自己看错了袁世凯；貌似谦和的袁世凯原来果然包藏祸心如此的阴险毒辣，竟然会以这等鄙陋的手段刺杀开国功勋宋教仁；至此，孙中山才终于认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因此，孙中山一怒之下就主张“立刻兴兵讨伐袁世凯”，以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且“袁世凯身为临时大总统，其公然违法，已断非法律所能解决”。 于是，孙中山在抵达上海的当天就召开了国民党高层干部会议；会上，孙中山慷慨激昂地说：“事已至此，法律无济于事；只有迅速组织军队，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若有两师军队，定当亲率北伐问罪。” 然而，孙中山的主张只有陈其美及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少数人支持。 而此时的黄兴，虽然也早已断定宋教仁案是袁世凯所为而怒不可言；但对于如何处置，却也与孙中山意见相左。 黄兴德等人竭力主张要依靠并付诸法律，相信法律能为宋教仁讨回公道；而一旦开战，遭殃的首先是黎民百姓；黄兴不忍看到还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的黎民百姓再次遭受战争的磨难；且战事一起，列强或许会乘虚而入从中渔利甚至于再次瓜分中国；所以，黄兴不赞成再兴兵端干戈相见，认为不到迫不得已不该轻谈战事。 而远在云南的蔡锷此时虽然已经《通电》谴责暗杀宋教仁的卑劣行径，但却也反对用兵而主张由法律解决。因此，孙中山的讨袁主张未能得到众人支持深感无奈，这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也就无果而散。 而黄兴等人欲依赖并付诸的法律，却由于武士英的死无对证、应夔丞的百般抵赖、洪述祖的藏匿不显、赵秉钧的拒绝出庭，其进展缓慢近于停顿，国人企盼宋教仁案真相大白之日却是遥遥无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