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陈其美上海遇刺 袁世凯命归黄泉 (第2/2页)
南讨伐袁世凯。 与此同时,冯国璋遣人给四川将军陈宧密函,劝其要“识时务,举大义”。 陈宧听从了冯国璋的劝导,于五月二十二日宣布********,并《通电》称:“自即日始,与袁氏断绝关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陈其美遇害这一天,陕南镇守使陈树藩率众赶走了袁世凯派遣的心腹、陕西都督陆建章,自任陕西督军并也《通电》宣布陕西独立了。 而已辞职赴沪了的汤化龙也觉得袁世凯仅宣布取消帝制还不够,须下台以谢天下;为此,汤化龙亲自赶到长沙,竭力劝说其弟、正在与护****抗衡的湖南将军汤芗铭“不要再为袁世凯卖命”了。果然,在兄长汤化龙的晓以大理后,汤芗铭也于五月二十九日毅然宣布湖南独立,自任湖南都督。汤芗铭举义后,非但与护****罢战言和,并接受了广州军务院任命他的抚军之职。 袁世凯闻报这一连串令他吃惊的消息后,果然深被震慑了;特别是,陈宧与汤芗铭这些原来对他十分忠诚的臣僚,竟然也都背叛他了;这是袁世凯断难料想的,顿时使袁世凯陷入绝望了,于是连声大呼:“完了!” 正在这噩耗接连之时,袁世凯又忽然察觉自己在看的《顺天时报》是假的;袁世凯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袁克定也会如此蒙骗他,顿时气得脸色发青。 而此时的袁世凯已身患重病,怎能经得如此一连串沉重的打击;因此,病情骤然加剧不久于人世了。 就在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后没几天,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终于在极度的绝望中一命呜呼。 临终时,袁世凯连声怨语:“扬度害吾!克定害吾!”极不情愿的含恨而逝。 因为,汤芗铭是袁世凯死前最后一个倒戈的;故而,时人戏称其为“送终汤”。 且说,日本政府见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局仍动荡不安,遂也趁火打劫地把魔爪伸向中国为自己捞取更多的好处;甚至于策划蒙满独立,欲将中国东北的蒙满地区从中国的版图上割裂出去,使其象朝鲜那样成为日本的附庸。 其实,蒙满独立这个主张是早在一九一二年由一名别号风外山人的川岛浪速提出来的。当时,日本社会有一批以经营大陆为志的所谓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即其中之一。
因其曾受聘于清政府任京师警务学堂总监,并与肃亲王善耆结义。川岛浪速通过长期对中国的观察后写了一篇《对中国管见》的文章,文中直言提出:“世界列强之分割中国是必至的,所以日本应在满蒙制造保护国,以将它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 他的这一主张,受到了前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及日本军界中早有“侵占满蒙,征服中国”意图的右翼军人的支持。 于是,辛亥革命时,川岛浪速等人设法帮助肃亲王善耆等宗社党人逃离北京躲避到了旅顺;然后,川岛浪速策动善耆及蒙古喀喇沁王,掀起了一场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 日本参谋本部则派高山公通、松井清助、多宗贺之等人予以协作,并试图游说时任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会长赵尔巽及颇有实力、崭露头角了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张作霖支持满蒙独立。 然因,不久中国南北议和成功、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赵尔巽与张作霖都表示了拥护临时国民政府。 而时任日本首相的西园寺公望与山县有朋等人意见相左,认为:“中国的革命党将建设国家,日本有必要与之保持亲善协和;特别是列国成立了借款团,日本也应参加;因而,现在如发生满蒙举事之类的事,于国家不利。”从而,改变了支持满蒙独立的政策,并把川岛浪速召回东京。因此,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半途而废了。 然而,川岛浪速并不甘心,满蒙独立运动仍在秘密进行。 而袁世凯坐稳大总统位子后,与日本渐行渐远了。虽说,在日本的逼迫下,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然而,在签约过程中袁世凯做了不少手脚,令时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甚是头疼。而称帝后的袁世凯更是与日本渐行渐远了,有欲依靠英、美等国来对抗日本之意。因此,大隈重信对于袁世凯甚是失望,遂欲趁中国南方各省掀起护国讨袁运动之机也参与倒袁。在大隈重信觉得,中国的政坛上无论换上谁执政,都定会比袁世凯容易对付。于是,沉寂了许久的川岛浪速等人也开始活跃了。 川岛浪速回到中国后,即又唆使残存的宗社党和蒙古部族欲再搞所谓的蒙满独立;并在中国东北网罗了一批土匪,与曾为大蒙古帝国镇东将军巴布扎布联络,准备在满洲举兵。 然而,此时的日本外务省认为“靠这些乌合之众举事,非但成功无望,反而会有损于日本的国威”;因而,反对川岛浪速的《计划》,而主张“扶植已出任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了的张作霖”方为稳妥。更岂料,巴布扎布的队伍行至哈拉哈河畔时却遭到了张作霖部队的伏击,巴布扎布本人被打死了;如此,川岛浪速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又被迫终止。 两次满蒙独立都毁在了张作霖手中,川岛浪速如何甘心?遂记恨张作霖并欲行暗杀将其除之。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大正天皇嘉仁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出访俄国返日途经奉天;张作霖为表敬意,特率其部下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前往奉天车站迎接。谁知,行至小西关附近,忽遭日本陆军少佐三村丰等人的炸弹袭击。结果,汤玉麟被炸伤;张作霖幸亏策马逃得快,只炸飞了帽子而幸免于难。 事发后,日本人放出风声说是“宗社党所为”以混淆视听。 虽然,张作霖明白定是日本人干的;但是,他知道日本人不好惹,也就不敢深究。 恰在此时,袁世凯忽于六月六日猝死了;大隈重信见心病已去,遂又改变《方针》,欲谋求与袁世凯的继任者合作了。同时,日本政府中也就“去除张作霖还是利用张作霖?”出现了分歧。 曾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更是提出了三个理由,作为利用张作霖的依据;一是,张作霖早在一九○四年就率其手下加入过日本的间谍组织东亚义勇军,与日本有特殊的关系;二是,张作霖曾对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有过明确表示“身为东北人,绝不赞同南方国民政府之共和”;三是,张作霖反苏、反赤坚定且毫不手软。此三条,皆符合日本的利益;绝非只有臭名并无势力的善耆、虽是亲日并无实力的原奉天督军帮办冯德麟及曾任东三省谘议局副议长袁金铠、时任奉天巡按使署外交顾问于冲汉等人可相提并论。 一九一六年十月九日,张作霖的老相识寺内正毅出任日本首相后,这一主张更是占了上风;因此,日本政府将张作霖选定为其在中国东北的代理人,这才停止了对张作霖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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