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黎元洪被迫下台 孙中山派团访苏 (第2/3页)

黎菩萨，竟敢违拗自己了，心中大不悦；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亲家张绍曾，竟然也与黎元洪一鼻孔出气而对他说不。

    吴佩孚感到了问题严重，觉得应警告一下黎元洪了，以让他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而放聪明点。同时，吴佩孚与张绍曾这对儿女亲家也因此失和，其姻亲之谊逐渐疏远了。

    此时，急欲想把曹锟扶上总统宝座的保定派已急不可耐，等不及黎元洪的任期届满就想让他早点滚蛋。

    吴佩孚所思恰与保定派相合，双方遂将矛头一致对准黎元洪。

    为要黎元洪滚蛋，保定派决定先轰走张绍曾，以令黎元洪孤立无助；因吴佩孚已与张绍曾失和，也就听之任之，使保定派无所顾忌了。

    于是，六月六日的国务会议上，内务总长高凌霨率先发难，指称：“近日，总统未经内阁，直接任命北京军警督察长，此乃专权独断；既然如此，还要我等何用？”

    高凌霨话音刚落，财政总长张英华与交通总长吴毓麟即振振有词地附和道：“我等受国人重托，各司其职；而今，总统揽权违法，为国人所不齿；各位当举大义而弃小私，为护法而在所不惜。今法统遭践踏，内阁被虚置；不若闭阁，以谢国人。”

    接着，高凌霨取出早已拟就了的一则《文告》，要张绍曾签发。

    张绍曾迅速浏览一遍，原来是要他宣告“内阁总辞”，方知这是一出有人指使、早已预谋好了的迫宫戏。

    张绍曾十分气恼，本想严词斥责戳穿其伪言或甩袖而去不予理睬；但转而想，保定派身后有曹锟撑腰，今日之事是早有预谋且来势汹汹；自己若是不依从，他们岂肯善罢甘休？而曹锟现在是实权在握党徒众多，自己虽是阁揆却是徒有虚名，胳膊肘怎能扭得过大腿？他要迫你走，自己还能留多久？再说，自己想做的事，看来也已渺茫难就；如此局势下，又何必恋栈呢？不若就此放手，任由他们去罢。

    张绍曾想到此，仰面长叹一声；然后，心情沉重地在那则《文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而，宣告“内阁总辞”了。

    就这样，张绍曾在任也不到半年，就一事无成地悄然下台了；当晚，张绍曾离京赴津寓居，从此淡出政坛。

    张绍曾离职、内阁总辞后，黎元洪自感如履薄冰岌岌可危了。

    果然，保定派轰走张绍曾后，即把矛头掉转冲着黎元洪来了。

    第二天，即有数百名军警以“内阁总辞了，无人管饷”为由，闯入总统府直接来向黎元洪要饷；黎元洪见势不妙，赶紧避往位于东厂胡同的私邸中。

    但接着，保定派雇用了一大批人组成一支所谓的公民团，在北京城内游行演说，指责“内阁总辞，政府瘫痪，皆因大总统无能所致”，竭力敦促黎元洪让贤，以拯治危局。

    此时，军警却因要饷无着开始罢岗，北京城内顿时呈现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黎元洪躲在私邸中不敢出，赶紧致电在保定的曹锟，请他出面整治时局。

    然而，黎元洪的告急电发出后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黎元洪这才意识到了，看来这一切正是曹锟与吴佩孚在幕后cao纵所致，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逼迫他走人。

    至此，黎元洪已是心灰意冷了。

    但是，黎元洪不甘心就此下台；这一次，黎菩萨一反常态倒是显得坚强了许多，觉得自己绝不做徐世昌第二，既是依法而来须得依法而去，岂可稀里糊涂的让人赶走？然而，眼看北京的局势日渐恶化，黎元洪已感到处境险恶不宜再在北京待下去了，遂决定去往天津避险后再作理会。

    于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下午，黎元洪在美籍总统府顾问福开森、辛博森及总统府侍卫长唐仲寅、秘书刘锺秀等人的陪护下，乘车离开北京去往天津。

    离京前，黎元洪仍以大总统的名义下达了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等几道命令；并将大总统印玺交由他那在北京法国医院中养病的夫人危文绣好生保管，以备后用。

    然而，黎元洪的专车刚出北京站，就被曹锟派遣的直隶省长王承斌中途截阻了，王承斌逼迫黎元洪必须交出大总统印玺并发表辞职《通电》后方能走人。

    至此，黎元洪几近绝望了，被逼无奈之下，只得通知其尚在北京的夫人交出印玺；同时，《通电》宣布“辞去大总统职”。

    远在保定的曹锟见一切如愿了，这才通知王承斌给黎元洪放行。

    黎元洪到天津后，曾希图与各方反直系力量联合，以组织一个反直大联盟；并欲南下上海，另组一个政府。

    然而，因黎元洪的复登大总统位，本来就是被直系捧上去的，众人并不拥戴。现在，直系又将他一脚踢开了，大家都觉得这是活该；因此，谁也没有理会他。黎元洪这才自觉没趣，不再有甚奢望了。

    此后，黎元洪在天津隐居下来当寓公了；从此，退出政坛而致力于实业。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从而，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曾经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传奇人物，结束了他那难算伟业却不逊风光的一生。此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就在黎元洪被迫下台之时，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共＊三大”。

    此时，与“中＊共＊二大”时隔仅十一个月；之所以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的是贯彻落实“西湖会议”精神。

    原来，自从“西湖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率先加入了国民党。然而，共产党内有许多人对于这种作法甚是存疑。

    而张国焘等人因当时的工人运动正处于高潮，则太过自信地认为共产党能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也就对国＊共合作持怀疑与反对态度，并且认为马林与陈独秀的这个主张是右倾。因此，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做出的《决议》没能得到全党的支持与有效的执行，国＊共合作问题实际上没有真正解决。

    但不久，京汉铁路上的“二·七惨案”，给张国焘等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开始遇到了诸多困难。由此，中＊共＊中央觉到了自身力量的不足；认识到，仅有一股革命热情而无实力，难以与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军阀抗衡；因此，复又认识了，应与国民党合作，以推动发展国民革命运动。

    且不久前，马林从莫斯科带来了共产国际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因此，中＊共＊中央加快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步伐；为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遂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时，广州又在孙中山的掌控中了。于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内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