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第二次直奉战争 冯玉祥北京政变 (第3/3页)
粮城了。
张福来走后，直军更是军心大乱，将士无心再战各觅逃路。 彭寿莘见败局已定，未待奉军来攻，也赶紧乔扮成老翁后单身逃离战场；从此，退出军界解甲归田；先在天津隐居，后回山东平度终老乡里。 至此，山海关的直军已乱成一团；时任直军第一路军参谋长李藻麟见已无退路，只得率部向奉军缴械投降了。 于是，山海关陷落，驻于山海关的直军数万人全被奉军的姜登选、张学良、张宗昌等部所收编。 奉军攻取山海关后，则又分头进击，张宗昌即掉头攻击尚徘徊在喜峰口的讨逆军第二路司令王怀庆部。 此时，镇威军第二军李景林也赶至；于是，张宗昌与李景林对王怀庆进行夹攻。 王怀庆本来就畏战怯阵，此时见直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自己已被奉军李景林、张宗昌前后围堵进退不得，自知必败无疑；于是，也向奉军缴械投降以求自保。 李景林、张宗昌将王怀庆所部收编后，俩人就放了王怀庆，让他回天津赋闲去了。 而姜登选与张学良则乘胜向天津进军了，在天津的芦台与军粮城又与张福来部激战；张福来奋力抵抗，但终因孤军无援渐显不支。 已折返天津了的吴佩孚见情势如此危急，打算走海路脱身。 但谁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见奉军来攻芦台；因芦台与塘沽近在咫尺，温树德担心泊于塘沽的舰队受损，则抛下吴佩孚不管顾自带着舰队撤离塘沽去往青岛了。 温树德的渤海舰队一走，对于直军更是雪上加霜了；非但撼动军心加速了直军的溃败，更是使本可以从海上撤退的路都绝了。 吴佩孚的幕僚不由得焦虑万分不知如何是好了，遂劝说吴佩孚逃入天津租界以保命。 然而，此时的吴佩孚倒是显得铮铮铁骨，傲然言道：“堂堂中国人，托庇于外族；如此苟生，有损国体；吾宁为玉碎，不图瓦全，虽死不入租界。” 众幕僚见其意已决，皆面面相觑未有良策；正在此危急之时，忽有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建言道：“尚有一艘华甲号运输舰未出港，大帅可登舰南下。”如此，吴佩孚绝处逢生觅得一线生机。 于是，十一月二日，吴佩孚与张福来带着一班幕僚及残部，匆匆地登上华甲号舰，从塘沽出海南逃了。 吴佩孚离去后，天津随即陷落；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终于以直军的彻底溃败而告终。 奉军击溃直军，吴佩孚落荒而逃，张作霖终于雪耻泄愤了。同时，奉军各部因都多少不等地收编了溃散的直军，故皆有斩获。 而其中，要数张宗昌收获最大；因其冲锋在前，直军溃散后多数被他俘获或收编；至战争结束时，张宗昌所部已骤增至了十万，令奉军其他将领更是眼红与嫉妒了。 然而，张作霖见张宗昌战功卓著倒是给予了青睐；将他擢升为奉军第一军军长，其手下将官也皆晋升一级。从此，张宗昌被张作霖所依重，终于在奉军中站稳脚跟不必顾虑了。 而第一军与第三军联手突破山海关攻下秦皇岛后，张学收编了直军降军有五万余，收获也不小；于是，张学良将所部扩编成了六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及两个炮兵旅；同时，张作霖特意在滦州设置了京榆驻军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司令，郭松龄为副司令。 就在吴佩孚南逃之日，冯玉祥见胜局已定，即又派遣王承斌去劝说曹锟辞职。 曹锟见当年逼迫黎元洪交出印绶、帮他登上大总统之位的王承斌，此时却来对他劝退了，方知自己已是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而难有逆转之望了；于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在绝望中宣布辞职。 就这样，曹锟绞尽脑汁、顶着贿选总统的骂名，好不容易登上大总统宝座；才一年时间，屁股还没坐热就这么完蛋了。 而因为，内阁总理颜惠庆两天前也辞职了，其内阁总理之职已由教育总长黄郛代理；所以，曹锟辞职后，即由代理内阁总理黄郛摄行总统职权。 冯玉祥把曹锟赶下台后，又与胡景翼等人商议，决定将还居于紫禁城内的末代皇帝驱逐出宫。 其实，冯玉祥有此念头由来已久；因为，冯玉祥出身贫寒，虽然现在已居高位，但他并没忘记百姓疾苦，看不惯当政为官者作威作福；而辛亥革命成功已多年了，被推翻了的满清皇朝遗老遗少竟然仍能居住在紫禁城内享受皇室的优待，继续在用百姓的血汗钱挥霍享乐，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来，发生了“张勋复辟”，冯玉祥觉得皆因末代皇帝还在宫中称尊之故；因此，“张勋复辟”平定后，冯玉祥就主张将清逊帝驱逐出宫。但因，当时执政的段祺瑞不准；冯玉祥位卑言轻，此议也就无人理会与响应。 而今，北京城已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冯玉祥遂又将此议提及；胡景翼也表赞同，冯玉祥立即付诸实施。 于是，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其中有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等语。 十一月五日，国民一军第一师师长鹿钟麟又带兵进入紫禁城，与摄政内阁总理黄郛派遣的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张壁，一起面见逊帝溥仪并限令其即日出宫。 溥仪无奈，即于当日下午，带着妻、妾及少数太监、宫女，移居到其生身父亲载沣位于什刹海的醇亲王府；从此，没了皇帝尊号，不再享受皇室优待了。 冯玉祥驱逐清逊帝出宫之举，立即受到了孙中山《通电》赞赏。 然而，各国驻华公使却均表示抗议，认为这是违背已有的承诺，无视国际规则。 而段祺瑞、张作霖则也认为此举毫无必要，有自毁诺言、毫无诚信、践踏法律之嫌。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则更是直言：“优待清室，既成条约，岂可轻言废止；堂堂民国，行欺弱之举，实乃极不名誉之事。” 但是，国人却多认为，冯玉祥敢为他人而不敢为之举应予肯定；至少，铲除了封建帝制在北京的根基，使那些还在做复辟帝制梦的人绝了希望。 冯玉祥此举虽褒贬不一，但不愧为是中国历史上引人瞩目且值得记述的一件大事，冯玉祥的人生也因此多了一道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