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孙中山北上宣言 段祺瑞临时执政 (第2/4页)

，正中张作霖的下怀。

    因为，一旦成立了新政府，摄政内阁就也得相应改组，冯玉祥就无法cao纵了；所以，冯玉祥一提出，张作霖就立即表示赞同，且对于冯玉祥拟定的新政府的名称也毫无异议。

    然而，当涉及到新政府的元首人选时，两人却各有自己的盘算了。

    冯玉祥当然无此欲望，否则岂不更要被人指着脊背骂谋逆了；不过，冯玉祥原打算提议由孙中山来坐此大位，这也是他要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的用意所在。

    因为，在他觉得，孙中山本来就是首任临时大总统，将大位奉还也是理所当然。只是，孙中山迟迟没有北上，连行期也未定；在此情况下，自己即使提议了也会如同空话；因为，一旦新政府成立，元首也得同时登场亮相，怎能非要等孙文到来不可？而自己之所以要提议成立新政府，本来就是为了化解眼前的窘境，看来是等不得他了。然而，却绝不可让张作霖捞去了；已经有了那多枪杆子与地盘的张作霖，若是再让他抓了印把子，如何得了？

    冯玉祥最担心的是如此，但却想不好该让谁来坐这个权位？冯玉祥一时没了主意。

    好在，张作霖也没有这种奢望；在他眼里，只有枪杆子与地盘才算实惠，什么元首、总统都是虚的；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都怎么啦？还不是因手中无实力，结果任人摆布当了一会傀儡而已；所以，只要自己手上有足够的枪杆子与地盘，就能有呼风唤雨般的实权；而让谁当这个徒有虚名的元首都无所谓，只要不会受冯玉祥摆布就行了。

    因此，张作霖没有多思，干脆提出“让段祺瑞主政算了”。

    而且，张作霖还有几点理由似乎很是充分；一是，段祺瑞参与反直同盟有贡献；二是，段祺瑞数任内阁总理富有治政经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段祺瑞的皖系已瓦解，没了实力基础，即使给他大位也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

    张作霖的提议，冯玉祥心中有点不乐；因为，冯玉祥与段祺瑞曾有隙；特别是，段祺瑞曾怂恿徐树铮殊杀了他妻子的娘舅陆建章，冯玉祥耿耿于怀至今未忘。不过，转而又思，这毕竟是徐树铮所为，不能记恨于段祺瑞；且眼下是化解危机要紧，不可太过计较于这些细枝末节；而张作霖所言也似在理，在无其他更佳人选的情况下，看来是非他莫属了。

    于是，冯玉祥勉强同意了张作霖的提议；就这样，冯玉祥与张作霖求得了一致，决定新政府成立后让段祺瑞主政。

    避居于天津的段祺瑞，得此消息后不亦乐乎。

    其实，段祺瑞自从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后，一直来不甘寂寞。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段祺瑞已预见到了直系必定下台；因此，早已有了东山再起的准备。

    段祺瑞知道，冯玉祥与张作霖虽然联手倒吴反直了，但那仅是各自利益所驱；俩人之间也存在矛盾，不会长期联合；随着直系的倒台，俩人之间的一时联合必会被矛盾所替代。届时，双方必会来拉拢自己；只要把握得当，自己或能从中渔利东山再起，甚至于让他主政。

    因为，段祺瑞知道，冯玉祥与张作霖俩人都只会打仗，却不是当政的料；所以，定会请他出山帮他们坐天下。

    所以，未待俩人来请，段祺瑞早就为此做准备了。只是，段祺瑞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那就是，自己曾两度出任过阁揆，结果都因府、院之争搞得精疲力竭焦头烂额；到头来，谁也没能捞到好处，自己却连仅有的一点政治资本也输得精光了；所以，段祺瑞仍不免有点担心，唯恐自己出山后重蹈覆辙。

    因此，段祺瑞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办法化解这个矛盾，但绞尽脑汁却终无收获。忽然，段祺瑞想到了曾任军务院秘书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

    因为，章士钊早年曾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专攻法律与政治，又有几任秘书长的从政经验，想必定能有妙策。于是，段祺瑞特地将正在上海主编《新闻报》的章士钊请到天津，向其征询“治国良方”。

    章士钊揣知段祺瑞的意图，即投其所好地建议：“古代罗马共和国之最高行政长官称执政，实为国家元首，恺撒大帝曾任过此职。大帅治国，不妨也采用执政之名；如此，能将总统与总理集于一身。政出一家，方能无争执去纷扰，使政令畅达利于政治。”

    段祺瑞从没听说过什么罗马共和国与恺撒大帝，有点云里雾里的不明白所言；但是，章士钊那“能将总统与总理集于一身”之语，他听得清清楚楚且心中明明白白；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正合段祺瑞之意。

    闻言后，段祺瑞也想，若果真如此，自己曾两度经历过的府、院之争，岂不找到了对症良药且可治愈了；因此，段祺瑞觉得章士钊确是开了贴良方，也就决定采纳而将新政府的元首之名改称为“执政”。接着，又议定了一套相应的政制，以期东山再起时使用。

    不过，段祺瑞知道，自己毕竟已是无兵无卒，即使执政了也会形同虚设；若是出山后也像黎元洪那样当个傀儡，这样的虚位坐了又有何用？因此，觉得此事急不得须缓办；所以，当冯玉祥与张作霖俩人来请他出山时，他却故意拖沓没予应诺而卖关子了；这倒使冯玉祥与张作霖俩人都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不知道段祺瑞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正在段祺瑞卖关子时，孙中山终于在十一月十日发表了《北上宣言》正式宣布北上了。

    原来，孙中山给冯玉祥回函后没能明确北上行期，怕的是粤军闹事；而今，延迟了近月后，见粤军无甚动静；以为是粤军被多次击溃后已胆小如鼠不敢再犯，这才放宽心正式决定北上了。

    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重申了他竭力主张并付诸实施北伐的宗旨，云：“故辛亥之后，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同时，《北上宣言》中还指出：“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吾人于此，更可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

    而此前，中国共产党早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就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主张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共商国事，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决定中国的命运。

    中＊共的这一主张受到了国人的普遍赞同，各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