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孙中山北上宣言 段祺瑞临时执政 (第4/4页)

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第五条规定，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因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再设大总统与内阁总理；两者的权力通过明文规定后，集中到了临时执政手中。甚至于，连原来归于国会的权力、特别是对于国务员的任命权；同样通过明文规定后，也落到了临时执政的掌中。如此一来，身为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已将总统、内阁、国会的三大权力全都cao在了自己掌中，其集权程度可谓是史所罕见，足令他的前任望尘莫及甘拜下风了。

    对此，不谙政治的张作霖果然不干预，冯玉祥也只得听之任之，任由段祺瑞一人摆弄。

    接着，段祺瑞即对由黄郛摄政的内阁进行改组并重新任命了各部总长。

    新内阁中，为段祺瑞出谋划策的章士钊出任司法总长；而原摄政阁揆黄郛在新内阁中没了位子，则愤而辞职走人去往天津了。

    就这样，段祺瑞精心筹划了多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终于如愿以偿地出炉并成形了。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元首称“执政”，史家则称之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简称“临时执政府”或“执政府”。

    且因直系倒台后，那班曾经帮助曹锟贿选总统、被称为“猪仔”的议员们受到检举，一个个都如丧家之犬逃离了北京，由直系扶植的旧国会也就自行解体了；因此，“临时执政府”成立的同时，国会召开了个“非常会议”，以填补旧国会的缺失。

    “非常会议”通过了《国会组织大纲》共十一条，其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本会议由未参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之国会议员组织之”，即“由未参加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组成”，这一条倒是甚得民意。然而，其他条款中虽也有诸如制定一切临时法规、议决关于政治重要事件之类等语；但因没了对任免政府官员的审议权，即失去了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约束功能，国会也就形同虚设了。

    就在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之时，张作霖却命李景林率部以“政府新就，京城亟需整治”为由进驻北京。

    奉军进入北京城后，逼迫国民军让出了一些防地，令国民军将士皆愤愤不平。

    于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会议，觉得张作霖如此明目张胆地得寸进尺以势压人，全不把作为友军的国民军放在眼中，实在是欺人太甚了；若不抗争，未免显得太窝囊。

    因此，胡景翼、孙岳俩人提议；趁张作霖父子都在北京之机，干脆向张作霖在北京的下榻之所顺承王府发起突袭，将其父子俩擒杀了；奉军没了张作霖父子俩，就群龙无首好对付了。

    冯玉祥听后，始也觉得可行，即下令各部进入战备状态。但转而一想，奉军此次进京完全是有备而来；自己若是动手，能有几分胜算实难把握；虽说，“北京政变”后，国民军的兵力有了扩充；但比起奉军来，对方的实力毕竟仍比自己强，若是弄巧成拙反被其所败如何是好？再说，张作霖老jianian巨猾，怎会不作防备而让人轻易得手？所以，明摆着这是一步没有多大把握的险棋，宜慎思而后行。

    最后，冯玉祥觉得虽是委屈还得慎重而不应冒险，也就撤销了已经下达的命令；于是，一场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的战争算是避免了。

    然而，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秘密会议欲对奉军动手的消息，还是传到了张作霖的耳中。这次，张作霖倒是显得比较大度；没有如遭到徐树铮暗算时那样，气得七窍生烟誓欲报复。

    因为，张作霖也觉到了，此次毕竟是自己做得有点太过分，才迫使冯玉祥如此反应；轮着自己，受人逼迫太甚也会如此为的。再说，国民军毕竟已是一支拥有数万人的劲旅，不可小觑。

    经此反思后，张作霖终于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断；命令已经进城的奉军全部撤离北京，其中一部分还撤出了山海关外；张作霖自己则也乘车离京去往天津了，北京城的防护全部交还给了国民军。

    张作霖做出了这一友善姿态后，与冯玉祥的关系修好了，一场危机终于过去。

    且说，临时执政府成立，段祺瑞虽重掌大权了；但毕竟是仰他人之鼻息，各国列强并不对他看好，故均没表态给予承认，这倒令段祺瑞心中惴惴了。

    原来，各国列强是故意所为，意在要临时执政府公开表示尊重过去订立的一切条约。

    段祺瑞揣知列强的意图后，赶紧发表《声明》“外崇国信”，宣布“凡与各国既定之条约均予尊重”，以换取列强对临时执政府的承认。

    果然，段祺瑞做出如此表态后；各国驻华公使方才络绎前来致贺，对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给予了承认。

    就这样，段祺瑞刚上台，就与各国列强作了如此一笔肮脏交易。

    与此同时，由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党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宣布废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君主立宪政体；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定都库伦，将库伦更名为“乌兰巴托”。

    对此，段祺瑞也连一个“不”字都没敢哼；而国民党的广州政府揣知乔巴山此举必是苏联在背后支持，因已执行孙中山联俄政策不宜得罪苏联，也只得视若无睹缄默不语。

    就这样，在无任何抗议的情况下，乔巴山无所顾忌地将外蒙古以建国的形式宣告独立了；从而，由顾维钧与加拉罕签署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不到半年时间即成了一纸空文。

    十二月初，绕道日本后的孙中山乘坐北岭丸号日轮终于抵达天津的大沽口了。

    先期抵达天津的汪精卫等人早已在大沽口迎候，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的代表及天津社会各界代表百余人到埠恭迎。

    孙中山上岸后，即乘马车前往位于日租界内的张园行馆下榻；一路上，又受到了数万民众的夹道欢迎，孙中山心中甚是欣慰，因在日本受到冷遇而徒生的怏怏之感这才渐消了。

    下午，孙中山专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了张作霖，俩人倾谈了一个多钟头。

    孙中山此次北上，意在促使召开国民会议及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谁知，段祺瑞已向列强承诺了“尊重过去订立的一切条约”，这令孙中山甚是不乐。

    而关于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了：“临时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须先召集善后会议；尔后，在三个月内，再召集国民代表会议。”这与孙中山所期望的也相距甚远，刚有点回暖了的心情顿时又冰冷了。

    此时的北方正值寒冬，生长于南方的孙中山颇不习惯；加之，孙中山长年辛劳旅途颠簸心情不佳，刚到天津后忽然病倒了，连当晚社会各界欲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也不得不取消。

    段祺瑞闻知孙中山病倒，即特派善后会议筹委会秘书长许世英和交通总长叶恭绰前来天津探望。

    病榻上的孙中山遂问：“执政府有无外崇国信之承诺？”

    当俩人答以确有此承诺时，孙中山勃然大怒了，厉声斥责：“尔等如此惧怕列强，不敢争国权谋平等，何颜面对国人？邀吾北上为何？”

    俩人被斥责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狼狈退离。

    然而，孙中山经此一怒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了，令随行众人皆忧心忡忡不知所措。

    孙中山此次北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心愿是要召开国民大会，以促使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但因病情加重，只得将此事暂时搁置，待病愈后再提议；但谁知，这一搁却遥遥无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