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第二次齐卢战争 段祺瑞善后会议 (第4/4页)

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

    而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更于一月二十日，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呼吁召开“国民会议”。

    同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已打算联手筹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将国民反对“善后会议”，促进“国民会议”召开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然而，孙中山的话，段祺瑞却一句也不入耳；诚然，俩人所思、为所、所图实乃南辕北辙岂能相合？

    段祺瑞想，若是依了孙中山之言，把“善后会议”办成了“国民会议”；真的“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了，自己谋取这执政之位图的又是什么？段祺瑞已受够了无权无势时的窝囊气，而今好不容易复登权位，岂愿再交出去而复又一无所有？

    因此，段祺瑞仍决意召开“善后会议”。

    而最主要的是，奉军首领张作霖与国民军领军人冯玉祥，也正都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对召开“善后会议”表示了支持，这使段祺瑞心中踏实了。

    而此时，曾赞同好人内阁的北大教授胡适，又以一种和平主义的眼光看待善后会议；认为“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因此，当“善后会议”筹备处秘书长许世英邀其与会时，胡适即予答应。

    胡适此举无意中为段祺瑞帮闲了，以至于有人叹道：“先生从百尺竿头掉下来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则在厕所墙壁上涂鸦，骂胡适卖身于段贼；往日曾追崇于他的莘莘学子，而今却视其为不齿之辈了；然而，胡适不屑一顾地仍我行我素。

    胡适如此行后，自然又有一些人跟进，也为“善后会议”的召开摇旗呐喊鼓噪助威；这倒使段祺瑞觉得自己并非孤单，也就更坚意了。

    于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由段祺瑞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在一片反对声中还是在北京召开了。

    段祺瑞向除直系以外，包括云南的唐继尧、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炯民在内的各省军政长官发出邀请。

    “善后会议”召开时，与会者计有八十六人，其中胡适等社会名流为特邀，却唯独没有国民团体的代表。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当然也在邀请之例，段祺瑞岂敢怠慢？但因，孙中山与段祺瑞的主张大相径庭；且被视为叛逆的陈炯民也受邀，国民党人耻于与其同堂；所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通电》严正声明：“拒绝参加善后会议。”

    这虽然令段祺瑞显得很是尴尬，但却也是他所希望的；因为，没有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与会，段祺瑞倒是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而为了。

    而孙中山见段祺瑞竟然如此一意孤行，一手遮天地硬是召开了善后会议；孙中山不由得怒火中烧，已病魔缠身了的他因此而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善后会议”召开后，与会者为各自的利益争吵不休；而有关如何恢复共和政体、开创民主政治、谋求强国富民、争取平等国权等国人所希求之议事，却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就这样，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近两个月却无甚成果，更甭说国人所期盼的了。

    胡适那颗和平主义的心因失望而破碎了，遂愤而中途退出。

    后来，与会各方又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才勉强通过了《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和《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

    三个《条例》的主要内容，无非也是如何设法消除军阀之间的矛盾，以期在维护与平衡军阀利益的基础上，力求巩固段祺瑞自我标榜的共和政府即临时执政府的统治。

    而自从张作霖入京、出京以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都感到了奉军的压力；于是，皆设法增兵扩军了。

    几个月下来，国民军的总兵力已达十七万余，令张作霖与段祺瑞不敢再小觑了。

    段祺瑞为向冯玉祥示好，还特意对其手下的五虎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等人授衔任命；张之江任命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任命为绥远都统，鹿钟麟任命为京畿警备司令，宋哲元热河都统；刘郁芬因已受冯玉祥之命率部入甘，则任命为甘肃督办；如此，国民一军的势力向西北拓展了；为此，段祺瑞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以节制西北各路。

    冯玉祥见是有兵有域、有名有实的并非虚衔，也就乐于接受。

    于是，冯玉祥干脆将其所辖的国民一军改称为“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并宣布自行解除国民军总司令之职。

    不过，因国民二军、国民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无隶属关系；所以，冯玉祥将所部改称“西北军”后，国民二军与国民三军并未跟着改名，仍称“国民军”；因而，此后几年中，“国民军”与“西北军”并存。

    接着，冯玉祥将国民一军原来的四个师扩编成了十二个步兵师和二个骑兵师，并重新作了任命；第一师师长韩复榘、第二师师长孙良诚、第三师师长郑金声、第四师师长佟麟阁、第五师师长石敬亭、第六师师长石友三、第七师师长马鸿逵、第八师师长谭庆林、第九师师长唐之道、第十师师长刘汝明、第十一师师长蒋鸿遇、第十二师师长张维玺、骑兵第一师师长张树声、骑兵第二师师长孙连仲；另外，还有两个炮兵旅。

    胡景翼逝世后，继任的岳维峻也将国民二军由原来的三个师扩编成了十一个步兵师，第一师师长胡景铨、第二师师长由岳维峻兼任、第三师师长田玉洁、第四师师长陈文钊、第五师师长王为蔚、第六师师长樊钟秀、第七师师长邓宝珊、第八师师长冯毓东、第九师师长李纪才、第十师师长李云龙、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另外，还有十八个混成旅和两个骑兵旅。

    而孙岳的国民三军在胡憨之战后，将陈文钊与王为蔚部划归了国民二军，但入陕时收编了杨虎城与井岳秀部；所以，仍保有了四个师的兵力。如此，“国民军”更具规模了。

    到了“善后会议”上，冯玉祥又以退为进，主动提出了辞去“陆军检阅使”之职。

    “陆军检阅使”是个虚位，冯玉祥早就想将其舍弃；而冯玉祥此时提出，却是将了张作霖一军，迫使张作霖也辞去了“东三省巡阅使”之职。

    段祺瑞赶紧居中调停，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与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对应而求平衡。

    同时，在段祺瑞的调停下，双方的势力范围也基本划分清楚；津浦铁路一线为奉系拓展方向，京汉铁路一线为“国民军”与“西北军”拓展方向；如此，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