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革命军一次东征 孙中山北京宾天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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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时，与杨希闵对峙于增城的叶举，见林虎与洪兆麟均已惨败，自己的抗衡徒劳无益；于是，放弃抵抗，也离粤逃往香港去了；后来，叶举北上赴津，不久病死于天津。

    而与刘震寰对峙于博罗的杨坤如，此时已放弃博罗退入惠州。只是，杨坤如不甘心失败，仍欲固守惠州。

    然而，杨坤如的参谋长兼“救粤军”第六军第一旅旅长骆凤翔，却已被廖仲恺策反；杨坤如觉到了大势已去惠州必失，这才被迫离开惠州逃往九龙。

    于是，骆凤翔开门献城出降，所部则被改编为中央直辖粤军第八师仍驻惠州，骆凤翔任该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

    至此，被“救粤军”盘踞的粤东各地全被收复，第一次东征宣告结束。

    就在第一次东征已接近尾声，捷报频传之时；北上的孙中山却因病重已从天津转到了北京，并被送入了协和医院。

    经诊断，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必须立即进行手术，这令随行北上的人员都焦虑万分不知所措了。

    一月二十五日，医生给孙中山进行了一次手术；术后情况尚可，众人悬着的心这才稍微的放下了一点。然而不久，段祺瑞不顾国人齐声反对，硬是召开了善后会议；令孙中山气恼万分，致使病情复发并更加重了。

    接着，传来粤军又在广州发难的消息，更令孙中山又气又急；这一消息对于已处于病危中的孙中山来说，更如一道催命符，将孙中山压垮后再难有起色了。

    三月一日，为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联合筹办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大学的三院礼堂内隆重开幕；但此时，孙中山已因病重而不能莅临指导。

    孙中山病重期间，在京政要、社会名流及友好皆前来探望问候。

    段祺瑞亦亲自至行馆问疾，但孙中山愤而拒见，段祺瑞只得怏怏而回。

    此后，孙中山的病情日渐恶化；虽然，广东方面频频传来“东征军节节胜利，叛军屡屡败退”的消息，倒是让孙中山脸上又出现了久违的笑容。然而，那些令人快慰的消息，并没能帮助孙中山从病魔手中挣脱出来。

    其实，孙中山已经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已吩咐吴稚晖、汪精卫等人起草了几份《遗嘱》。

    其中一份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因为，孙中山另外还有一份关于家事的《遗嘱》及致苏联的《遗书》；故而，这份《遗嘱》被视为是《政治遗嘱》。

    后来，汪精卫从中提炼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语，遂有了世人所熟知的十二字《遗嘱》。

    孙中山立《遗嘱》时，夫人宋庆龄早已哭成了泪人；为了不使夫人过于悲伤，孙中山暂时不在《遗嘱》上签字。

    但是，到了三月十一日，孙中山的病情更加恶化了。趁着自己神志尚清，孙中山叫人设法将夫人支开，这才在《遗嘱》上签了字。

    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完字后，脉搏已弱如游丝生命垂危了。

    这一晚，夫人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吴稚晖、汪精卫、邵元冲、戴季陶、邹鲁、张静江、陈友仁、何香凝等十余人守护于病榻前终夜不离。

    协和医院的许克利等医生尽力进行了抢救，但终难使孙中山起死回生。

    延至次日，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孙中山那颗为中华民族强国富民而百折不挠地奋斗了一生的坚强的心，停止跳动而与世长辞了，享年五十九岁。

    就这样，一位伟人去世、一颗巨星陨落了，山河喑声日月失辉，国人无不为之痛惜而悲恸。

    孙中山逝世后，段祺瑞即以临时执政府名义于当天布告周知，并下令云：“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功成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谋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愍，遽夺元勋！轸念艰虞，弥深怆悼。”

    接着，全国各政府机关及各国驻华公使团，均下半旗志哀。

    ****中央委员会发《唁电》的同时，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盛赞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也发来《唁电》，肯定孙中山为增进中苏友谊而做的努力。

    世界各地的华人团体，也都举行了悼唁活动。

    而临时执政府的内务部，则议决予以国葬，并发布《国葬令》；然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的委员经会议后，却决定拒绝临时执政府的《国葬令》，而以国民体制举行葬礼以示平等；同时，遵照孙中山的遗命，决定将南京的紫金山作为孙中山的安息地。只是，灵柩移往南京前，暂时置于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内。

    临时执政府这才收回成命，以示尊重。

    三月十九日，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了盛大的公祭活动；有七十四万余人前来灵前致祭，各地送来的《挽联》近千副。

    其中，时为****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写了一副长达二百十二个字的《挽联》，堪称一绝；该《挽联》中有“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等语，竭力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崇敬与哀悼之情。

    已与孙中山反目了的陈炯明，也从香港发来一副《挽联》，云：“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义，全凭一寸赤心知。”

    虽然，世人对于陈炯明其人、其事颇多评点褒逊于贬；但是，此《挽联》倒是道出了两位曾为故交、后成仇敌之间，那些道不清、理却乱往事中的许多情怀，甚是耐人寻味值得一录。

    而此时，广东商团叛乱时没有返粤的建国豫军司令樊钟秀已孤军直入进到了河南；他闻知孙中山北上进京后不幸逝世，悲痛万分难以言表；遂特意制作了一只宽丈余高五尺、居中大书有“国父”两字的巨型花圈，其《唁电》与挽幛上也均称孙中山为“国父”；于是，就有了对孙中山的“国父”之始称。

    因为，孙中山为推翻满清、创建民国呕心沥血奋斗一生，且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任“临时大总统”，称其为“国父”当之无愧；故而，国人皆认可并赞同樊钟秀对于孙中山的这一尊称；尔后，国人争相沿用广为传颂。

    至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第一百四十三号决议》，明令全国“自一九四○年四月一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自此，孙中山的“国父”称号，以中央政府的《明文》正式确定下来；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尊称为“国母”了。此为后话，特加提及不再另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