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新国府兆铭夺魁 因党争仲恺喋血 (第1/4页)

    【史要】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改组国民革命军；对蒋介石的数次未遂暗杀，廖仲恺遇刺案……

    却说，广东政府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这才感到了得赶紧解决元首问题；免得再给唐继尧之流钻了空子，而影响政权的稳固。

    于是，就在将杨希闵、刘震寰驱逐出广州的第二天，即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开始，国民党中执会在广州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

    会上，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决定改组后的国民政府采用委员会制，即以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的委员会，作为国民政府的中央领导机构。

    于是，由谁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即元首，则成了会议的焦点。

    同时，还决定国民政府下设一个军事委员会，以对政府所辖军队也进行一次改组，并制订了《军事委员会组织法》。

    此前，国民党已因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产生了分化；支持三大政策的是左派，反对三大政策的是右派，游离于两者之间的则是中间派。

    廖仲恺对孙中山忠心耿耿、竭力支持他的三大政策并积极付诸实施，是左派的代表人物；只是，这一派人数不多，但却深受孙中山的信任与依重。

    右派则是以邹鲁、居正、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所谓的国民党元老，他们反对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认为这如同让孙猴子钻入肚中而自觅死路，连曾参与孙文、越飞会谈的张继也成了其中一员。

    因此，国民党一大前，曾有百余件《反对容共案》提出。只是，因当时的孙中山决心已定；凭着他的威望，才把那些喧嚣的反对声都按下去了。

    然而，国民党改组后，这些国民党元老藉着其资深，有许多人占据了国民党一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要职；然而，当他们见到中＊共＊也有人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机构时，反对之声又不断了。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又联名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

    不过，此《议案》提出后，即又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

    此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声稍为收敛了些，各方之间的矛盾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针对这种局势，苏联顾问鲍罗廷对中＊共＊做出了“加强左派，分化右派，以巩固中＊共＊在国民党中地位”的指示。

    于是，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题为《对国民党右派斗争》的第十五号《通告》，号召中＊共＊党员向国民党右派发出反击；并制订了“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即“联左、拉中、打右”的策略，以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似有抬头；但在即将开展的元首选战中，国民党右派因没有鹤立鸡群般的享受极高声望者，无人能参与角逐，这倒让鲍罗廷与中＊共＊都去了一份忧虑。

    因为，角逐主席大位者须是党的资深人士并享有较高声望；连在历次战役中功勋卓著的“建国粤军”司令许崇智及雄心勃勃且在第一次东征中已崭露头角了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都不敢有此奢望，其他人更是不敢问津了。

    因此，这次元首选战也就成了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仨人的角逐；因为，唯此仨人的声望与资深方能当此大任。

    廖仲恺为人耿直不善权谋，只知认准了理勇往直前忘我而为；故而，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他甚是执着不敢有半点差池；而对于眼下的元首角逐，却并不太在乎。

    曾是“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自从孙中山去世后，确有进阶正位之望；然而，他却有着一股十足的书生气。在他觉得，无论资历与声望，自己都不逊于人；何况，孙中山在世时，自己已临危受命出任过广东省长及“代理大元帅”之职；而今，进阶正位该是顺理成章之事，用不着挖空心思的耍手腕；且在他觉得，耍手腕是小人伎俩，非君子愿所为。

    因此，胡汉民希望能由别人来把自己捧上去，带着君子风度登上权力的最高峰；然后，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

    然而，胡汉民的想法未免太天真幼稚了；正是他的这种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作风，致使其人缘很差而没人愿来为他抬轿；而胡汉民却仍不自知，还在自我陶醉地做着他的元首梦。

    廖仲恺的大度，胡汉民的幼稚，倒是好了汪精卫。

    “辛亥革命”后，汪精卫曾一度离开政坛，出国游历了多年；直到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汪精卫这才出任广东政府顾问而复回政坛。尔后，汪精卫又成了孙中山的主要幕僚，可谓是左膀右臂；同时，开始萌生了权欲。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了；汪精卫当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亟望能攫取大权以慰平生。

    汪精卫可不是胡汉民，他是个工于心计之人，不会傻等着别人来把他抬上去；他料知元首选战必有一番争斗，岂会风平浪静的一帆风顺；所以，自己得多方联络审时度势地作一番努力后方能达到目的。

    于是，汪精卫利用自己是孙中山《遗嘱》主要执笔人的角色，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与捍卫者。因此，在众人眼中，汪精卫已是炙手可热。

    同时，汪精卫还想方设法地与苏联顾问鲍罗廷接近，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因为，汪精卫知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既定方针，欲接任总理大位者非得继承其遗志不可，而“联俄”则是关键之所在。

    何况，一年多来，国民党已从中尝到了甜头；特别是苏联提供的援助，在第一次东征及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国民党取得了军事上的完胜，这是有目共睹无可置疑的；所以，虽仍有右派的反对之声，但国民党是似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了。

    何况，孙中山生前对鲍罗廷十分信任；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群龙无首的状况下，鲍罗庭几乎成国民党中央的大脑；所有《决议》表面上都是由国民党中央集体决定，但实际上是鲍罗庭说了算。

    因此，此次国民政府的再改组，鲍罗廷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能否与鲍罗廷建立并搞好关系，既具有象征意义也有着实用价值，切不可掉以轻心。

    为此，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来，汪精卫一有机会就表态“要继承总理遗志，坚决拥护并实施三大政策”；而在由“五·卅惨案”导致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汪精卫更是站在反帝斗争前沿，其激情绝不亚于廖仲恺。

    汪精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