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联桂系两广统一 中山舰被诬蒙冤 (第2/3页)

“新桂系”觉得尚可；因为，一旦“北伐”，“桂军”出了广西，就有活水了；于是，李宗仁、黄绍竑接受了这个方案。

    就这样，几个症结解开后，国民政府于三月十九日公布《两广合作宣言》，正式宣告“两广统一”了。

    且说，就在“两广统一”的同时；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却产生了矛盾，并有趋向不可调和之势。

    原来，“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简直可与汪精卫平起平坐了。

    而汪精卫虽然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大权都集于一身了；然而，手中无兵无卒的空挂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衔头，心中很不是滋味，甚至于有一种危机感；为此，朝思暮想欲向军界插一足，以使自己的心中踏实一些。

    于是，“国民党二大”后，汪精卫兼任了已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原“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及俗称为“党军”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党代表。

    汪精卫此举，无疑是在向蒋介石的领地插足了，蒋介石心中也很不是滋味；但是，汪精卫毕竟是国民党的一把手，蒋介石无法拒绝只得忍了。

    而此时，蒋介石的靠山、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庭回国述职去了；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却要蒋介石暂缓“北伐”，建议他“由海路运兵北上，去支援正与张作霖对峙的冯玉祥”。

    蒋介石觉得这如同儿戏、断不可行，也就拒绝了。

    因此，俩人产生了矛盾。

    刚愎自用的季山嘉见蒋介石不依其言，心中很不高兴；为逼迫蒋介石，季山嘉又扬言“顾问应直接出任军职”，意欲也插手对“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及“国民革命军”的直接管理。

    季山嘉如此为，蒋介石怎能受得了？在他觉得，这已非“要不要‘北伐’”的问题了，而简直是在拆他的台、给他难堪。

    于是，蒋介石向汪精卫要求“将季山嘉辞退”。

    汪精卫见季山嘉与蒋介石矛盾，正可藉此制约蒋介石而于己有利；因此，非但没有答应蒋介石“辞退季山嘉”的要求，反而欲将仍由王懋功兼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拉出来单独成军。

    这如同火上浇油，令蒋介石更恼羞成怒了。

    王懋功原是许崇智的人，曾任“粤军”第一军第一旅旅长；因其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及“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故而“黄埔军校”创办时，将其调至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总队长及“黄埔军校”潮汕分校行营主任，遂归于了蒋介石麾下。

    “黄埔军校”成立“党军”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王懋功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廖仲恺案”发后，国民政府将吴铁城免职，让王懋功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但其所部仍归属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而今，汪精卫欲将其单独成军，分明是为削弱第一军，欲向蒋介石夺兵权了；看来，汪精卫与季山嘉是想联手排挤他？

    蒋介石本来就权欲很强，好不容易有了显山露水的这一天，岂愿将已到手了的果实轻易让人？

    而此时，在“国民党二大”上被击败了的“西山会议派”不甘心失败；他们见蒋介石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季山嘉闹翻了，觉得有隙可乘；于是，四处散布谣传，欲行离间之计。

    顿时，广州城内谣言四起；或言“共产党要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或言“汪精卫已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等；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又着实令蒋介石满腹狐疑了。

    因此，蒋介石赶紧采取措施，将自己的居处从广州城内移到了位于长洲的要塞司令部，以防不测免蹈廖仲恺的覆辙。

    同时，蒋介石不肯示弱，决定给予还击。

    因汪精卫欲将王斌功所部独立成军，蒋介石怀疑王斌功已背叛了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地干脆将王斌功扣押起来，将他的广州卫戍司令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等职全都免了，并于第二天就将其解往上海。然后，任命刘峙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让已重新起用为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的吴铁城，复又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同时，又让其亲信、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授部主任，其把兄弟欧阳格为海军学校副校长，另一把兄弟陈肇英为虎门要塞司令。

    如此，汪精卫欲插足军界的企图被蒋介石挫败了。

    正在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之时，一个在托洛茨基建议下莫斯科向中国派遣的“苏联政治使团”，于三月十三日抵达了广州。

    “苏联政治使团”由联共（布）中央委员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团长，成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渥太华原书记隆格瓦、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远东区委书记库比雅克、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列晋谢德等人；其使命是弄清中国的局势、检查整顿指导派往中国的军事人员工作等。

    三月十九日，“苏联政治使团”忽然提出“要参观中山舰”。

    “中山舰”即“永丰舰”，因当年“粤军”兵变，孙中山蒙难时，曾避险其中并率舰平叛；后来，就将“永丰舰”更名为了“中山舰”。

    因有这层意义所在，故而“苏联政治使团”提出了要参观，国民政府自然得满足要求。然而，此时的“中山舰”却没在广州去了黄埔，令时任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感到了为难。

    原来，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有一艘来自上海的定安号商船航至虎门遭劫，商船即向就近的黄埔军校求助。

    于是，“黄埔军校”办公厅主任孔庆睿《命令》管理科长赵锦雯派一艘炮艇去救援；赵锦雯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科员黎时雍去执行。

    然而，黎时雍见黄埔附近没有可派遣的炮艇；唯恐被责办事不力，也就未经请示便打电话到“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寻求帮助。

    办事员王学臣不敢擅作决定，即又电话请示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

    然而，如此多次电话转告后，原来要的炮艇即供巡逻用的小型舰只、就被误成了作战用的兵舰，一艘也误听成了两艘；这种谬误，引使事情向出人意料的可怕方向发展。

    欧阳钟听说是“黄埔军校”来电，猜想定是教育长邓演达下的指示，也就遵照执行。

    但因，兵舰的调度权在海军局。

    于是，欧阳钟派人去海军局；为郑重起见，还特地出具了一份《公函》；且觉得单凭教育长的《电话》指示恐怕不够分量，故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之语；《函》曰：“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通知海军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待命。”落款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

    海军局作战科长邹毅见此《公函》后，知是蒋校长的《命令》，谁也不敢怠慢。

    但当时，在港可调用的只有“中山舰”与“宝璧舰”，而“中山舰”须由李之龙方能调遣。

    因李之龙没在局里，邹毅只得先派遣“宝璧舰”驶往黄埔；同时，派人赶往李之龙的家里欲将《公函》当面呈交，并附上一言：“宝璧舰已遣往，中山舰待命。”

    然而，又因李之龙也没在家，送《函》人就将《公函》交给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