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汪精卫回国复职 蒋介石上海政变 (第2/4页)

虎为患？当从速清除。”

    蒋介石则更是直言：“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要将鲍罗廷从‘国民政府’中赶走，实行‘分共、清党’；而今，汪主席您回来了，此事就请你来做；你若不愿为，则由我自己做。”

    蒋介石这番话倒是真言，确是希望汪精卫能留下来帮他“分共、清党”。

    因为，蒋介石明白，自己若是“反共、清党”，“武汉国民政府”中那班“左派”必会群起反对、指责声讨他；而全没把自己放在眼中的唐生智及只听愿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人也定会跟着起哄，对他蒋介石发难。

    而更令他忧心的是，被其视为“嫡系”的第一军中似乎也出现了分化，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等人都表露出了开始“左倾”。而“黄埔三杰”之一、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兼“补充第五团团长”蒋先云，此时也已离开自己投奔“武汉国民政府”去了；并倡议成立了一个“黄埔学生‘反蒋’委员会”。

    这些无疑都是实施“分共、清党”的障碍，令蒋介石深感头疼。

    因此，蒋介石确是希望能利用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帮他稳住阵脚；至少，在自己实施“分共、清党”时，能帮他减少一点阻力。

    为此，蒋介石这才对汪精卫直言相告了。

    然而，汪精卫听了蒋介石等人所言后，心中甚是矛盾。

    虽然，汪精卫对于中＊共＊也很不信任，他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观点大同小异，心底里也是赞同要对共产党有所抑制；但却还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急着要“分共”，更不想一棍子就将中＊共＊打死。何况，汪精卫十分清楚，党内同仁、特别是那些“国民党左派”之所以迎他回国，那是将他视作“国民党左派”领袖、能继承前总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之故。

    因此，这块“左”字的招牌，对他汪精卫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轻易舍弃不得；否则，就会冷了渴望他回来的众多党内同仁之心，自己也就会立即失去在党内立足的基础。

    所以，即使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同感，但现在还需要继续扮演他那“‘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角色。

    况且，汪精卫觉得，蒋介石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且其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对自己仍有威胁；在权位的争夺上，自己与蒋介石的利害关系也是明摆着的难以完全得到调和。而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存在，正可被他用以与蒋介石抗衡；所以，从自身利益考虑，汪精卫也不愿跟着蒋介石起舞。

    不过，汪精卫十分清楚蒋介石的为人，不是好得罪的；“中山舰事件”在汪精卫心中还留有阴影心有余悸；因此，汪精卫又不敢对蒋介石明言说“不”，这却使他感到为难了。

    最后，汪精卫只好说：“我刚回来，对国事如蒙，不甚详察；所言之事关系重大，岂敢擅断？须待‘二届四中全会’议决，方可实行。”

    蒋介石见勉强不得，也就没再迫他表态。

    就在蒋介石欲拉汪精卫一起“分共、清党”之事，忽传来在汉口又发生了一起惨案。

    原来，四月三日，两名日本水兵乘坐人力车后，因拒付车费与人力车夫发生争执；结果，人力车夫非但没能要到车费，反而被日本水兵用随身佩刀刺伤倒地。

    围观的民众见日本水兵如此蛮横都义愤难抑了，即将行凶的日本水兵扭送至汉口市总工会。

    消息传开，数千民众汇聚到日租界附近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并“收回租界。

    日本驻汉口领事见状惶恐不安了，急忙调来大批水兵、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进行镇压；从而，又酿成了一起死八人、伤数十人的“四·三惨案”。

    汉口“四·三惨案”发生后，日本驻汉口领事反诬是“中国人寻衅”引起的；而传到上海时，更是讹成了“民众受中＊共＊唆使”所致。

    汪精卫闻讯后虽心中疑惑，但因不明真相而似信非信；眼见鄂局动荡不安，汪精卫无心再在上海逗留了，急欲赴武汉掌控时局。

    而此时，陈独秀已揣测到了蒋介石来沪必是别有用心，且不时传出的谣言更令他感到情况不妙。

    于是，他一面要求中＊共＊中央特委与中＊共＊上海区委得有所防备，一面则派遣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赴武汉去与鲍罗廷及在鄂的中＊共＊中央委员商讨对策。

    于是，上海总工会在四月四日召开执委会会议，决定“如有人想解散‘工人纠察队’，则立即再举行上海工人总罢工进行抗议”；并发表《敬告全上海市民书》，揭露反动势力“企图解散‘工人纠察队’、镇压‘工人运动’”的阴谋。

    然而，陈独秀却不赞成“以罢工方式进行抗议”；认为，这会给蒋介石找到“镇压工人”的借口。

    因此时，汪精卫已经回国，陈独秀就将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以为通过汪精卫可以对蒋介石有所约束，从而化解眼前的危机。

    为此，陈独秀对上海总工会下达了“禁止罢工”《命令》。

    这道《禁令》使中＊共＊的党内同志与工人们感到非解而难以接受，时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杨之华等人当面向陈独秀要求“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

    然而，陈独秀却以“党的组织纪律”为由反诘，拒绝了“解除《禁令》”的要求。

    接着，陈独秀即去拜会汪精卫了。

    此时，汪精卫虽是把蒋介石等人应付过去了，但心中却也疑惑不定；所以，当陈独秀前来与他晤面时，汪精卫即责问道：“听说，共产党指使工人冲击租界，喊‘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仲甫可知此事？”

    陈独秀本想假手汪精卫对蒋介石有所约束，使业已紧张的气氛能得以缓解；但谁知，汪精卫见面就向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令陈独秀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看来，汪精卫也已听信了谣言，故有此问；而陈独秀对汪精卫寄予希望，若是他的疑虑没有消除，眼前的危机就难化解。

    于是，陈独秀思索了一下后，郑重地答道：“尽是谣传，绝无此事。”接着，为了使汪精卫相信，陈独秀又补充道：“汪主席如若不信，我可作书面声明，以释谣传。”

    汪精卫见陈独秀如此言了，遂也道：“仲甫之言，我岂能不信？不过，事关重大，不若你我共同发表一个《宣言》，以清耳目。”

    对于汪精卫的这个提议，陈独秀当然同意。

    于是，由陈独秀亲自执笔，起草了一份俩人共同署名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即俗称的《汪、陈联合宣言》或《汪、陈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