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许克祥马日事变 莫斯科五月指示 (第5/5页)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又是受共产国际派遣而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无论从何种角度考虑，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自己的职责。

    然而，陈独秀和鲍罗廷却拒绝执行，这令罗易深感失望与无奈；因为，没有俩人的支持，罗易也就孤掌难鸣，即使自己欲为也都将一事无成。

    在此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罗易就想到了汪精卫。

    因为，现在中＊共＊与“武汉国民政府”都面临危机，更须紧密合作、共渡时艰；且要执行并落实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最终还得通过“武汉国民政府”。

    而身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现在也正处于“‘宁、汉’之争”的矛盾中心；更何况，汪精卫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汪精卫至今仍是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且汪精卫的这个地位完全是靠共产国际、“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将他抬上去的；所以，他若想保住这个地位，唯有继续依靠这三方的势力不可，舍此别无他途；否则，必定被蒋介石所吞没。

    鉴于此分折，罗易也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五月指示》告知汪精卫，以让他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当前工作”的指示精神，以促使“国民政府”按照“共产国际”指定的路径行进。

    同时，罗易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如此毫不保留地向汪精卫坦露了一切，以让汪精卫知道“‘共产国际’对于他汪精卫还是信任与支持的”；以便能换取汪精卫“对于‘共产国际’同样的信任并给予赤诚的回报”，以帮助落实《五月指示》。

    因此，罗易才做出了这一大胆的决定。

    罗易做出决定后，先是要他的翻译王剑龙将《五月指示》送去让汪精卫过目；然而，王剑龙觉得，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不宜向汪精卫出示，也就不愿为。

    于是，罗易只得亲自去见汪精卫。

    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了《五月指示》后，要求汪精卫“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通过他所把持的‘武汉国民政府’落实下去”。

    然而，罗易只能算是一厢情愿；当汪精卫阅知《五月指示》后，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五月指示》中的每一条都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利益攸关，且还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前途；汪精卫不得不三思而行、一时难以作答，遂对罗易虚与委蛇道：“此事重大，非本人可擅断；最好能给一份副本，待与党内同仁商榷后再行定夺。”

    汪精卫的话，无非是对罗易敷衍而已；但谁知，罗易却信以为真了。

    于是，罗易当晚又将原释文郑重地校阅了数遍、确认无误后，第二天就将《副本》送给了汪精卫。

    不过，罗易在将《五月指示》的《副本》交予汪精卫时，还是郑重地加了一句：“你如接受《指示》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一刀两断。”

    此话，罗易的用意无非是为了敦促汪精卫。

    但在汪精卫听来，且似同最后通牒了、感觉很不舒服；只是，汪精卫不露声色地忍受了。因这一插曲，汪精卫暂缓了赴郑州，觉得应先处置此事为要。

    其实，自从汪精卫知晓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了一晚；而今，又听了罗易最后通牒式的话后，汪精卫的心中更是忐忑不安、无所适从了。

    此时的汪精卫心中已是明白，这《五月指示》中的无论哪一条都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要他帮助实现了。

    因为，若是将《五月指示》实现了，岂不是要将“国民政府”拱手让人？自己还能在“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上待多久？何况，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内，要求“分共、反共”的声音已不小，夏斗寅的背叛、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即是例证。

    虽说，这两件事算是被平息下去了；然而，其背后与俩人有同感的大有人在；特别是那些豪门出身的军中将领，他们的家族大多都受到了“工农运动”的冲击而遭罪，胸中都有着一股怨气，只是忍而不发罢了。在此情势下，罗易却要他汪精卫落实《五月指示》，岂不是把他往火上烤？

    他汪精卫可没有这么傻，为了迎合“共产国际”的需要而去得罪军中的那一大批将领；再说，这些将领是“武汉国民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与蒋介石抗衡要依靠的力量；所以，汪精卫也不敢轻易得罪；否则，岂不是自毁基石？

    此时的汪精卫觉得自己已是站在了政治的三叉路口，非作出抉择不可了；且似乎感到，自己与“共产国际”及中＊共＊的缘已绝，只能弃左而右转了；否则，自己则会被党内同仁、特别是已怨声很大了的军中将领所抛弃。

    想到此，汪精卫心中已是有了定见；未待“共产国际”来与他一刀两断，他却决定跟“共产国际”与中＊共＊分道扬镳了。

    就这样，愚蠢的罗易一厢情愿地寄望于汪精卫；殊不知，此举却反而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向右转的步伐；从而，犯了一个本不该犯的错误，使已处境艰难了的中国革命更是雪上加霜了。

    当汪精卫得到《五月指示》的副本后，心中也就有底了；此时的汪精卫经过慎思权衡后，已决定右转了。

    于是，汪精卫将《五月指示》副本向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的谭延闿、孙科等人传示，并毫无讳言地说：“这显而易见，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汪精卫的话已说得十分明了，就是如蒋介石一样也“反共、清党”了。

    谭延闿闻后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但他很少有自己独到的政治主张，也就表示“听凭汪精卫处理”。

    而孙科还在广州时就曾与“西山会议派”成员、“广东大学法政系主任”黄季陆一起提出过《弹劾共产党案》，可谓是“反共”的老手；现在，见汪精卫也欲“反共”了，当然表示了“竭力赞同”。

    汪精卫与谭延闿、孙科等人达成共识后，即开始了秘密筹划；于是，一股“反共、清党”的浊流也在“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