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蒋介石东山再起 共产党年关暴动 (第3/3页)

起义军一律称‘工农革命军’；不要再用‘青天白日’旗，要打出工农自己的旗帜，用由‘斧头、镰刀’为标帜的红旗。”

    遵照“联席会议”的这一精神，中＊共＊东江特委即于当天下达《指示》，将“坚持在粤东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仍由董朗任“师长”。

    从而，原来沿用的“国民革命军”的旗帜被抛弃，举起了用“斧头”与“镰刀”为标识的红旗，故简称“红二师”。

    接着，“联席会议”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决定“最近工作重心仍是开展‘工农运动’，并要在适当时候再举行‘广州暴动’”。

    十一月九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导下、由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任旭等人参加。

    会议强调“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批判党内的悲观思想；不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了低潮时期，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仍利于开展‘工农运动’与武装斗争；‘工农运动’与武装斗争不该因‘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而低落，而更该高涨”。

    重申“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号召深入土地革命，进行工农武装暴动；并要求农村暴动与城市暴动相结合且以城市暴动为主导，以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同时，指出“要从根本上重造党、强健党，严厉整顿政治纪律”。

    为此，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等六个决议，并增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而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对被认为“违反政治纪律”的人员作出了严厉的处分。

    张国涛受中＊共＊中央委托赴南昌指导起义时，因对“起义能否成功”持怀疑、而不执行中央《命令》；故而，被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因“湘、赣边秋收起义”后终止了向长沙进军，被视为“逃跑主义”而究责，被开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彭公达也因“支持毛＊泽＊东＊撤退、且下《令》取消‘长沙起义’”，也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之职；同时被撤职的还有“湖南省委委员”易礼容、夏明翰等人。

    而谭平山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时，背离党的方针、一直反对“土地革命”政策；且其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人联络，主张“取消中国共产党”而另行组织所谓的“第三党”；并在知识分子中广为宣传，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斯科，亦未遵命前往。据此，认为谭平山“已完全丧失了中＊共＊党员的立场”；故而，给予了比他人更为严厉的处分，“被开除了‘中＊共＊’党籍”。

    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后，即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章伯钧、“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季方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被时人称为“第三党”的“中华革命党”，旨在“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且此时，已远在莫斯科了的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声明》该会的职责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会委托之职权，并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

    因谭平山与邓演达等曾共事于“武汉国民政府”，且所主张接近、意气相投；故而，虽相隔重洋却保持着联系，为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同时，会议还决定派陈独秀、苏兆征、李立三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苏联。

    然而，陈独秀觉得自己一直是秉承“共产国际”意志行事，到头来却担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心中甚感窝囊；因而，不愿去莫斯科再看那班“洋大人”的脸色，也就拒而不往。

    “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即于十一月十五日发出《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指示“湘、鄂”两省“利用年关时节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发动新的暴动”，即欲称的“年关暴动”。

    中＊共＊“湘、鄂”两省的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年关暴动’”的《指示》后，立即着手组织并付诸实施。

    其实，此前的十一月十二日，在鄂中北的天门、汉川两县，由“中＊共＊鄂中特委书记”王平章及刘子谷、杨其祥、杨思盛、程棣华等人领导下，已举行了“天汉起义”。

    第二天的十一月十三日，在鄂东北的黄安、麻城两县，由“中＊共＊黄麻特委书记”符向一及刘镇一、吴光浩、王志仁、潘忠汝、戴克敏等人领导下，又举行了“黄麻起义”。

    同日，在鄂中南，由“中＊共＊石首县委书记”李兆龙及段德昌、吴先洲、屈阳春等人领导下，也举行了“石首起义”。

    年关暴动《指示》下达后，“湘、鄂”两省内即又有一些地方举事了。

    十二月五日，在鄂北，由“中＊共＊云梦南区区委书记”金秉衡及王荣甲、徐文汉、刘光林等人领导下，举行了“云梦、四维起义”。

    十二月十日，在新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直接指导下，由“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与欧阳燮、叶魁、曾华湘等人，在湖南长沙也举行了被称为“灰日爆动”的“长沙起义”。

    只是，因此时的“国民政府”对“湘、鄂”等地已加强了防范；所以，这些起义都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长沙、灰日爆动”中更是有一千多人惨遭杀害，连王一飞、涂正楚等二十多名中＊共＊湖南省委、中＊共＊长沙市委的领导人也都不幸被捕牺牲了，损失甚是惨重。

    倒是“黄麻起义”的队伍，起义成功后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虽然，“鄂东军”也遭到了“国民政府”派遣的“第三十军独立旅”和“第十二军教导师”的围攻；甚至于，“鄂东军总指控”潘忠汝在战斗中牺牲；但最后，“鄂东军”终于突出重围，转移到了黄陂县木兰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才将这支队伍保存了下来。

    尔后，“鄂东军”一直转战于湖北的黄冈、罗田、黄陂、孝感、黄安、麻城及河南的光山等地，为后来中＊共＊创建“鄂、豫、皖”苏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