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李立三左倾冒险 彭德怀两打长沙 (第2/5页)

评与抵制，认为“中央的决议对中国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李立三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不可行”。

    何孟雄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立三路线将葬送中国革命。”

    恽代英、何孟雄、王稼祥等人的反对，使李立三受不了；然而，李立三非但没有省悟，反而对俩人进行打击。以“不赞成中央的决议就是反对中央”相警告，并给仨人加上“对敌斗争不坚决”罪名。

    然后，将恽代英逐出中央改《任》“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何孟雄则被撤销了“沪中区委书记”之职，王稼祥也受到了“撤职”及“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如此，李立三硬是把党内反对他的声音压下去，以使他的所谓“立三路线”能贯彻下去。

    恽代英、何孟雄、王稼祥等人反对李立三之时，毛＊泽＊东＊与朱德对于李立三要“‘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的计划，也持怀疑态度。

    毛＊泽＊东＊认为，“红军”虽是有了发展与壮大；但与“国民党军”相较，无论在数量与装备上仍都处于劣势；若以“弱师”去攻“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犯了兵家大忌而不可为。再说，长江流域沿岸的各大中心城市，有着“国民政府”与各国列强的利益所在；即使“中原大战”了，蒋介石也不会掉以轻心、必定派有重兵驻守，岂能轻易攻取？可见，李立三是在瞎指挥，他的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分明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冒险。

    所以，毛＊泽＊东＊仍认为，鉴于中国的国情，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是唯一可取之途；即使非要攻城，也只能攻打那些敌人防守兵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城市；而绝不该“去攻打武汉、南昌之类的大城市”，以免将“红军”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力量白白地耗损掉。

    然而，此时的李立三头脑发热得已失去了理智，哪里还听得进他人意见；而李立三的《指示》是以“中央”名义下达的、不允不执行，这使毛＊泽＊东＊与朱德都感到了两难。

    李立三下达《指示》后，紧接着就派遣曾《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涂振农作为“中央特派员”前来敦促。

    因此，毛＊泽＊东＊只得主持召开了一个“红一军团”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同时，把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为“准备夺取南昌”。

    会后，毛＊泽＊东＊与朱德下达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然后，《命》胡少海率“红二十一军”留守闽西；俩人则率“红一军团”的主力，兵分两路北上。

    一路由闽西的长汀出发，向赣东南的广昌推进；另一路由赣南的南康出发，向赣中南的兴国推进。

    两路分别抵达广昌与兴国后，毛＊泽＊东＊与朱德又下达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于是，两路继续北上，集结到了赣中的樟树。

    然后，毛＊泽＊东＊让“红一军团”主力在樟树休整，只派遣“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率两个纵队去南昌外围佯攻。

    于是，罗炳辉率部绕道到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对岸的南昌城放了一阵枪炮后就撤离了。

    驻守南昌的是“南昌卫戍司令”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他不知道“红军”来了多少兵马，因此没敢轻易出城迎战；待等他回过神来，罗炳辉已离远了。

    其实，毛＊泽＊东＊这次率“红一军团”北上，并没真要去打南昌，而是想去打吉安。因为，吉安已被围困多时；蒋介石现在忙于“中原大战”无暇顾及了，正是将它攻克的最佳时机。

    为此，他将两支正在围困吉安的“赣西、赣南赤卫军”又改编成了“红二十军”，由“红六军参谋长”刘铁超《任》“军长”，曾炳春《任》“政委”，萧大鹏则改《任》“红二十军第一七二团团长”。

    “红二十军”组成后，准备协同“红四军”再攻吉安。

    然因，热忱于“攻打吉安”的刘士奇由于“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已被撤销了“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继任的李文林却热衷于“攻打南昌”而与毛＊泽＊东＊意见相左，致使“攻打吉安”未能实施。

    毛＊泽＊东＊见“攻打吉安”不成，遂与朱德率“红一军团”折向赣西北，去攻取敌军兵力薄弱的高安、上高等地；然后，又转移到奉新、安义进行休整。

    且说，彭德怀接到李立三“要‘红三军团’攻打武汉”的《命令》后，也觉得难以执行；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心中十分清楚，这武汉打不得。

    因为，武汉非但是湖北省的首府，更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且有“九省通衢”之称；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蒋介石怎会疏于防范？

    而“红三军团”只有八千兵力，若攻打武汉，几如以卵击石；弄不好，会将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资本都赔进去，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彭德怀觉得“攻打武汉实是一种冒险、而绝不可行”。

    然因，是中央下的《命令》难以违拗，彭德怀同样处于了两难之中。不过，彭德怀很快想到了一个折衷方案。

    因为，此时的“红三军团”正在鄂东南的大冶一带活动；那就，先再夺取几座鄂东南的县城，以扩大苏区、壮大红军，也可算是对李立三有交待了；然后，若有战机、再准备攻打武汉。

    彭德怀的这个《方案》，由于没有说“不打武汉”，李立三也就认可了。

    于是，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先后又攻占了鄂东南的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并故意扬言“要攻打武昌”。

    “红三军团”的这种态势，令“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惊愕了；他想不到中＊共＊的军队竟然活动到了自己的眼皮底下，并狮子大开口地想要“攻打武昌”。虽然，何应钦并没把“红军”放在眼中；但见对方出此大言，倒是也不敢小觑了。而武汉是湖北首府，也允不得有失；因此，不可掉以轻心、而“大意失荆州”。

    于是，何应钦一面《命》留驻武昌的守军“严加防范”，一面急《令》驻于岳阳的钱大钧“速回鄂，驰援”。

    钱大钧受《命》后不敢怠慢，留下一个团的兵力、驻守岳阳，自己则率大军星夜兼程回鄂、驰援武昌了。

    钱大钧撤军回鄂后，驻守岳阳的兵力就空虚了；因此，“红三军团”在鄂东南发动攻势、并扬言“攻打武昌”，倒是收了“声东击西”之效。

    彭德怀见机不可失，即《命》“‘红三军团’从鄂东南移师、向湘北进军”；此时的彭德怀，已将目光移向湖南、瞄准长沙了。

    于是，“红三军团”移师西进，沿路攻占了通山、崇阳、通城后，即轻取了仅有一个团驻守的岳阳。然后，折向南下，又攻取了平江，兵锋直指长沙。

    且说，中＊共＊湖北省委为执行中央指示，此时也通过了《湖北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并《命令》活动在洪湖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