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红军一次反围剿 龙岗活捉张辉瓒 (第1/4页)

    【史要】第一次围剿与反围剿，“罗坊会议”；“龙岗之战”、“东韶之战”，活捉张辉瓒……

    却说，“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至醴陵后不久，中＊共＊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终于被制止；如此，“红一方面军”不必去打长沙了，毛＊泽＊东＊遂又决定去攻取吉安。

    于是，“红一方面军”再从湘东撤入赣西，并在安源招收了一千多名路矿工人充实“红军”；然后，一路东向去攻打吉安了。

    十月四日，毛＊泽＊东＊下达了对吉安“发起总攻”的《命令》；这是第九次攻打吉安，“红军”攻得十分猛烈，非要把这枚钉子拔除不可。

    而自从唐云山被歼后，再无援兵到来；邓英与成光耀见吉安已成了一座孤城，自知必不能久守；因而，当“红一方面军”发起猛攻后，俩人率部勉强坚守了一天，当晚就都弃城潜逃了。

    至此，屡攻不克的吉安城终于被“红一方面军”攻取。

    只是，“红十二军”在吉安西北部却遭到罗汉苟的“安福县靖卫团”伏击，“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不幸阵亡。

    伍中豪与****、黄公略并称为井冈山时期的“三骁将”，是毛＊泽＊东＊的爱将；他的牺牲，令毛＊泽＊东＊如失臂膊而痛惜不已。

    伍中豪牺牲后，“红十二军军长”之职则由罗炳辉接任。

    “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后，即在吉安城内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如此，中＊共＊第一个省级的“苏维埃政府”诞生了。

    蒋介石闻此消息后，不由得大愕了。

    蒋介石一直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而必欲剪除，即使他为削平山头而忙于讨伐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之时，也没有忘记对中＊共＊及其“红军”的进剿；但谁知，几年下来，中＊共＊及其“红军”非但没有被剿灭，反而坐大到了敢于攻打长沙及攻取吉安的地步，岂能不令他惊愕？

    因此，蒋介石觉得“剿灭红军、铲除中＊共＊”已迫在眉睫、不可再迟疑了；于是，决定立即派兵对中＊共＊的“苏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剿。

    然因，蒋介石此时还陷于“中原大战”中没能抽身。

    于是，他《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江西剿匪总指挥”，时《任》“南昌卫戍司令”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令俩人率“第九路军”对中＊共＊在江西的“苏区”先行进剿。

    同时，将丢失吉安的邓英免职，由路孝忱接《任》“新编第十三师师长”之职；并抽调谭道源、毛炳文、许克祥、罗霖等部入赣，听候鲁涤平调度，以协助“第九路军”进剿“苏区”。

    鲁涤平入湘协助何键驱逐“张、桂联军”后，此时尚在湘南。江西是他的地盘，闻报“吉安丢失”后，自然也吃惊不小；因此，鲁涤平受《命》后，即率部由湖南返回江西。

    接着，将已入赣的“国民党军”七个师又一个独立旅编为三个“纵队”并作出部署。

    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路孝忱的“新编第十三师”为“第一纵队”，集结于樟树、丰城、临川一线；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刘夷的“独立第十四旅”为“第二纵队”，集结于南昌西面的西山万寿宫与靖安；罗霖的“第七十七师”、公秉藩的“新编第五师”为“第三纵队”，攻取高安、上高；毛炳文的“第八师”为“总预备队”，驻于南昌，以策应各路。

    如此部署定后，三个“纵队”即分别向指定地点挺进集结；于是，“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剿开始了。

    面对“国民党军”的来犯，中＊共＊及其“红军”当然不敢掉以轻心。

    十月二十五日，“红一方面军”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新喻、樟树、新干交界处的罗坊镇召开“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以商讨“应敌之策”。

    会上，对于“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各说纷纭、意见不一。

    有的主张“主动出击”去“攻打南昌或九江”，以“令‘敌军’回师自救、而不敢来进犯‘苏区’”；有的则主张“坚守高安、上高，或在分宜、新喻之间的袁水一带与敌周旋，绝不可将好不容易开辟的‘苏区’轻易抛弃”；有的则主张“干脆在吉安与峡江之间的赣江两岸摆下战场，夹江而阵与敌决战，拒敌于‘东固苏区’大门之外”。

    对于这些主张，毛＊泽＊东＊觉得“都‘不可’”。

    因为，攻打南昌或九江，那是重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复辙，当然是断不可为。而若是把战场摆在赣江两岸，“红一方面军”夹江而阵、与敌对决，那就意味着要打阵地战与消耗战；这对于擅长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红军”而言，无疑是舍长取短、是极不应该的。毋庸言，“敌军”纠集有七个师的兵力、数倍于我；如此敌强我弱的态势下若是硬拼，其后果可想而知，只有傻瓜才会那么做。况且，赣江便于敌人交通，在此作战只能利于敌而不利于我；所以，夹江而阵、与敌决战，是犯了兵家大忌，也断不可为。

    至于，“坚守高安、上高，或在分宜、新喻之间的袁水一带与敌周旋”之议，虽听似有理但实也难行。因为，高安、上高乃至分宜、新喻等地，都是刚开辟的新“苏区”；“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群众基础远不如老“苏区”；所以，从政治条件看，“红军”欲坚守在新“苏区”实有难处，更不宜在此作战。

    鉴于此，毛＊泽＊东＊也就提出了“诱敌深入”之策，即“将敌人引诱到名为‘东固苏区’的老根据地内；在那儿，‘红军’则可利用老‘苏区’良好的群众基础、游刃有余地与敌周旋，待把敌人拖疲惫后再予歼灭”；如此，方能粉碎“敌军”的进剿而保全苏区。

    毛＊泽＊东＊的分析甚是精辟，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等人都表示“赞同”，连作为“中央代表”、曾受《命》于李立三前来传达中央《指示》的周以栗也表示了“支持”。

    然而，时《任》“中＊共＊江西省委行委书记”李文林及“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人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