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宁粤沪各开四大 邓演达南京遇害 (第3/4页)

安”。

    且在谈判尚未有结果前，张学良却已主动“采取单方面行动、开始将驻于辽西的‘东北军’络绎撤入山海关内”了，以示自己的诚意。

    顾维钧闻知“‘东北军’向关内撤军”，赶紧致《电》张学良，劝阻：“闻‘兄’拟将锦州驻军撤退，请暂从缓。目下，‘日军’已显有进兵锦州之意；为国家计，为个人计，皆须谨防、不可疏误。”

    经顾维钧劝阻后，张学良这才停止了向关内撤军；可是，已有几支撤入，不再返驻关外了。

    其实，“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欲建“中立区”，只能算是一厢情愿。虽然，张学良主动“撤军”表示出了诚意；但“日军”始终不肯放口承诺“不越过新民的巨流河车站”，却提出了“锦州的治安应由‘日军’来维持”。

    可见，“日军”欲“夺取锦州”之心未泯。

    “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欲藉“建立‘中立区’”，以期“能阻遏‘日军’的西进步伐”；如此低的目标都难以实现，也就更别指望于“国联”能“促成‘日军’撤离占领区”了，张学良对于“建‘中立区’”也不寄多大希望了。

    而“国人”听说“要将锦州一带建成‘中立区’”的消息后，顿时又哗然了。

    因为，锦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眼下尚在中国军队的手中；日后，中国军队若欲“实施反攻、收复东北”，锦州即可成为大本营与前进基地，故断不可再失。

    可是现在，“南京国民政府”却要将锦州建成所谓的“中立区”，岂不意味着“不想收复东北”了？而一旦建了所谓的“中立区”，中国军队势必得从锦州撤离；这岂不是说，中国军队要将如此战略要地主动弃守？而小日本贪得无厌、毫无信义可言；中国军队若是弃守，锦州迟早也会被“日军”侵吞，这太便宜了小日本。

    对此，“国人”如何忍得？因此，各地民众又纷纷组团“赴南京‘请愿’”了。

    其实，“天津事件”发生以来，学生的“赴京‘请愿’”仍未停止过。

    十一月十五日，“天津南开中学”又有七十二人抵京“请愿”。两天后，南京的“中央大学”也组织“请愿”了，并要求蒋介石接见。一星期后的二十二日，杭州的“学生请愿团”更是组织了一千六百多人赴南京。同日，上海各大学由“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两校牵头，每校派学生代表十人，也组团赴南京“请愿”了，并提出“要求蒋介石北上视师，限张学良三日内收复失地”。

    而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后，因曝出了“欲建‘中立区’”的消息，赴京“请愿”者益众，许多“青年学子”甚至于“请缨北上杀贼”。

    此间，蒋介石不得不亲自接见了“学生代表”，但被诘问得无言以对；令蒋介石焦头烂额了，徒叹：“呜呼，对付‘倭寇’故难，而对付‘学子’更难。”

    且说，蒋介石外对“日寇”、内对“学子”都无计可施之时，南方的“粤派”却又对他“迫宫”了。

    原来，胡汉民南下后，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抵达香港，当晚就与时在香港的孙科会商。胡汉民劝孙科“回穗续会”，以解决纠纷。

    然因，孙科胸中气还未消，仍不愿回穗。

    胡汉民无奈，遂不强求；翌日，胡汉民独自赴穗了。

    胡汉民抵穗后，“粤方”又有了主心骨，遂准备续开“四大”；并致《电》汪精卫，要其也“返粤与会”。同时，再次《通电》非要“蒋介石‘下野’”不可。

    蒋介石正心中懊恼，见“粤方”又如此相迫，不由得火冒三丈了。心想，看来“‘宁、粤’间的矛盾仅凭一纸《协议》仍难以解决；若不给点眼色看，这帮家伙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因此，蒋介石打算“对‘粤方’重新采取强硬措施”，以让他们放规矩点。

    于是，蒋介石召集在京的“国民党执、监委员会议”，言：“余之权乃国民大会所赋，且中国由余而统一，当之无愧。而胡汉民之辈，藉党治为名，以党压政，实是害国毁党，将使我总理手创之党蒙被污点，余心实不忍。故而，余拟取消党治，结束训政；即开国民大会，将党权奉还国民，以消弥祸患。”

    此时的蒋介石，为维护手中的权力，已准备再与粤方撕破脸了。

    然而，与会者皆缄口、没表支持。

    时《任》“国民党中监委员”的吴敬恒却言：“取消党治，结束训政，固然可以打击靠党治造势的粤方势力；但若是没了党权作根本，必会危及南京政府的合法性；故而，介公此举实是一步险着，当三思而行。目前，外有日寇，内有学潮，局势对我甚是不利；国民党须重整团结，方可渡过危难；否则，党国真是有危了。粤派虽是相迫太甚，但毕竟是党内同仁；所以，依我看，只能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

    而深受蒋介石器重的陈铭枢，此时也进言道：“胡汉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

    蒋介石环顾四周，见众人皆缄默，揣知无人支持自己；如此看来，自己真是成了孤家寡人。

    蒋介石默思良久后，遂深感无奈道：“吴先生所言极是。”

    就这样，蒋介石放弃了欲“再对粤‘示强’的打算”。至此，蒋介石觉到“自己已到了众叛亲离、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能如吴稚晖所言‘以退为进、委曲求全’”了。

    再说，眼下“外有‘日寇’侵华之心不泯，内有‘学潮’没见平息”之时，致使“南京国民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窘境；自己苦苦扛着，实在也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此时，蒋介石的心境可谓是“原以为，风雨过后可回春；怎奈何，落花流水秋已深”。

    因此，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准备如陈铭枢所言“暂避为宜”；而依顺“粤方”要求，宣布“下野”了。

    于是，蒋介石致《电》已在广州的胡汉民，谓：“一俟‘四届一中全会’召开，‘粤方代表’朝至宁，‘下野’《通电》夕即发。”

    胡汉民见蒋介石终于放口愿意“下野”了，遂也复《电》宣称：“蒋先生若能引退，‘宁、粤’即可和合；政府重整后，本人与兆铭绝不入京。”

    胡汉民的“绝不入京”是故意而言，其用意有三；一则，以示自己的“不恋栈”，从而捞取名声；二则，进一步促迫蒋介石兑诺“下野”之言，令其难再反悔；三则，也将了汪精卫一军，阻其入宁。

    果然，胡汉民的如此复《电》，确令蒋介石不敢食言、没了退路，只得也显出一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风度。

    只是，他在“下野”前，觉得还有一件心事要了；那就是，须将“已被拘押了的邓演达除掉”。

    原来，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曾想拉拢利诱他；然而，邓演达却软硬不吃，气得蒋介石早就想把他除掉了。

    只因，蒋介石先是要忙于对“中＊共＊苏区”实施“围剿”，后又要应付“粤方”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