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新国府迁都洛阳 十九路淞沪抗战 (第2/4页)

般天堑；但也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南倚嵩山、北临黄河，皆易守难攻。而“水、陆”交通都甚方便，便于政令畅达四方。且经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的多年经营后，这座古都已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市规模已适宜于作现代都城了。

    鉴于此，且又因时间仓促、不便再另作细选，遂决定“迁都洛阳”。

    决定“迁都洛阳”后，即于二十九日当天就增发南京至洛阳的特快列车，用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各部、委”的搬迁。

    因为，“淞沪抗战”已经开打；所以，由何应钦《任》“部长”、负有指挥与调度军队之责的“军政部”只得留在南京；而“外交部”也因需与驻于“沪、宁”的各国“使领馆”继续交涉，“外交部长”罗文干与其“部属”也没有离宁。

    除此，“南京中央政府”其他各部门的千余人，则都随同蒋介石、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匆匆地迁离南京了。

    一月三十日，“中央政府”的“政要”们抵达洛阳后，才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名签署的《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宣言》。

    《宣言》称：“自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以来，嚣张不禁；本月二十八日，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忽来通告，迫我上海驻军让出防地，俾其占领。军队有守土之责，钜能应其所求？日本军队随即向我军进攻，上海繁华市面罹于兵燹，平民生命财产惨受荼毒，数量之巨，无可估计。同时，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亦受日本军舰到处挑衅；中央政府为能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协迫，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迁都洛阳”的消息传开后，国内舆论哗然了；“国人”不免质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难道要当逃兵？”

    为此，“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赶紧出面解释：“‘日军’危及南京，‘中央政府’迁都，绝非逃跑，而是为了长期抗战，希望‘国人’能理解。”这才使舆论渐趋平静。

    而众“政要”们抵达洛阳后，却都大为扫兴。

    因为，洛阳的城市规模毕竟不及南京；且“迁都”之事是仓促而行，一下子涌进这多“中央政府部门”及“政府要员”，如何安置得了？

    然而，“迁都”这般大事、岂可朝令夕改的儿戏？人都已到了，最是有困难、也只得设法安排。

    于是，“中央政府”安置在原“河南府衙署”，“中央党部”安置在“西工兵营司令部”，“中央军委”安置在“省立第四师范”，“行政院”安置在“河洛图书馆”和“洛阳农校”，“考试院”安置在“周公庙”，“监察院”安置在“南关贴廓巷庄家大院”，“司法院”安置在“‘北洋军阀’张敬尧公馆”，而“教育部”、“交通部”等就只能挤在“省立第八中学”等处了。

    如此安置，怎能让过惯了奢侈生活的“政要”们受得了？

    因此，各“政府部门”都只是挂了块招牌、摆个样子；“政要”们则都不在洛阳办公，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在“陇海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各找舒适窝去了。

    蒋介石、汪精卫见此，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的任由他们没作约束。

    因为，连蒋介石与汪精卫自己，到了洛阳后也只是摆了个龙门阵；其实，他俩也都没在洛阳落脚，而是都在各自的专列上，为自身安全计“今天开封、明天郑州、后天洛阳”行踪不定地在“陇海线”上游走。

    倒是林森，泰然地住进了位于洛阳西工公馆街上被称为“天字一号院”的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中，算是在洛阳驻足了。

    自此，洛阳的古董店中多了一位白须飘忽的花甲“老者”常来光顾，以打发其闲得无聊的时光。

    就这样，“南京国民政府”极有效率地完成了“迁都”洛阳，却将已充满硝烟了的上海置于脑后，连“商潢战役”战鼓声甚紧了的豫南也顾不及了。

    且说，“南京国民政府”忙着“迁都”洛阳之时，区寿年的“第十九路军”的“第七十八师”却仍坚守在上海，严阵以待准备抗击卷土重来的“日军”。

    果然，三天后，“日军”又调来了野村吉三郎的“新编第三舰队”驶抵上海，并由野村吉三郎替换盐泽幸一《任》“指挥”。同时，有“久留米联队”之称、曾属神尾光臣的“第十八师团”的“第五十六联队”也随同调至。

    如此，“日军”参战的兵力骤增了。

    野村吉三郎接《任》“指挥”后，即调兵布局、准备对“中国军队”再发起进攻。

    因此时，参与“淞沪抗战”的“中国军队”的指挥部设在嘉定南翔镇。于是，野村吉三郎《命令》其亲率的“第三舰队”攻打吴淞，刚调《任》的“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鲛岛具重率其辖下的“海军陆战队”攻打闸北；而“久留米联队”则攻打江湾，欲“切断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

    如此，“中、日”之间一场大战在即了。

    而此时，已迁往洛阳了的蒋介石见“淞沪战争”越打越大，又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因此，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致《电》蒋光鼐与蔡廷锴，《命令》“‘第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离上海”。

    然而，蒋光鼐与蔡廷锴已将“抗敌、御侮”视为己任；因此，拒不执行《命令》；非但没有将已在上海的区寿年的“第七十八师”撤离，反而将“第十九路军”驻在“京沪铁道”沿线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的沈光汉的“第六十师”、驻防南京至镇江一带的毛维寿的“第六十一师”等部也调往上海驰援。

    蒋介石见蒋光鼐与蔡廷锴竟敢抗《命》不遵，盛怒之下遂以“扣发饷粮”施压。

    同时，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另行下《令》，《命》驻于上海附近的部队“不得驰援”；欲以此“断粮、断饷”且“绝援”，迫使“第十九路军”遵《命》离沪。

    不过，“第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得到了“国民”的支持。上海社会各界自发地捐款损物，在短时间内筹措了部队所需的钱物，送到“第十九路军”手里。所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