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话中华演义_第205章新国府迁都洛阳 十九路淞沪抗战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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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5章新国府迁都洛阳 十九路淞沪抗战 (第2/4页)

般天堑;但也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南倚嵩山、北临黄河,皆易守难攻。而“水、陆”交通都甚方便,便于政令畅达四方。且经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的多年经营后,这座古都已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市规模已适宜于作现代都城了。

    鉴于此,且又因时间仓促、不便再另作细选,遂决定“迁都洛阳”。

    决定“迁都洛阳”后,即于二十九日当天就增发南京至洛阳的特快列车,用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各部、委”的搬迁。

    因为,“淞沪抗战”已经开打;所以,由何应钦《任》“部长”、负有指挥与调度军队之责的“军政部”只得留在南京;而“外交部”也因需与驻于“沪、宁”的各国“使领馆”继续交涉,“外交部长”罗文干与其“部属”也没有离宁。

    除此,“南京中央政府”其他各部门的千余人,则都随同蒋介石、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匆匆地迁离南京了。

    一月三十日,“中央政府”的“政要”们抵达洛阳后,才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名签署的《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宣言》。

    《宣言》称:“自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以来,嚣张不禁;本月二十八日,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忽来通告,迫我上海驻军让出防地,俾其占领。军队有守土之责,钜能应其所求?日本军队随即向我军进攻,上海繁华市面罹于兵燹,平民生命财产惨受荼毒,数量之巨,无可估计。同时,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亦受日本军舰到处挑衅;中央政府为能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协迫,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迁都洛阳”的消息传开后,国内舆论哗然了;“国人”不免质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难道要当逃兵?”

    为此,“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赶紧出面解释:“‘日军’危及南京,‘中央政府’迁都,绝非逃跑,而是为了长期抗战,希望‘国人’能理解。”这才使舆论渐趋平静。

    而众“政要”们抵达洛阳后,却都大为扫兴。

    因为,洛阳的城市规模毕竟不及南京;且“迁都”之事是仓促而行,一下子涌进这多“中央政府部门”及“政府要员”,如何安置得了?

    然而,“迁都”这般大事、岂可朝令夕改的儿戏?人都已到了,最是有困难、也只得设法安排。

    于是,“中央政府”安置在原“河南府衙署”,“中央党部”安置在“西工兵营司令部”,“中央军委”安置在“省立第四师范”,“行政院”安置在“河洛图书馆”和“洛阳农校”,“考试院”安置在“周公庙”,“监察院”安置在“南关贴廓巷庄家大院”,“司法院”安置在“‘北洋军阀’张敬尧公馆”,而“教育部”、“交通部”等就只能挤在“省立第八中学”等处了。

    如此安置,怎能让过惯了奢侈生活的“政要”们受得了?

    因此,各“政府部门”都只是挂了块招牌、摆个样子;“政要”们则都不在洛阳办公,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在“陇海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各找舒适窝去了。

    蒋介石、汪精卫见此,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的任由他们没作约束。

    因为,连蒋介石与汪精卫自己,到了洛阳后也只是摆了个龙门阵;其实,他俩也都没在洛阳落脚,而是都在各自的专列上,为自身安全计“今天开封、明天郑州、后天洛阳”行踪不定地在“陇海线”上游走。

    倒是林森,泰然地住进了位于洛阳西工公馆街上被称为“天字一号院”的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中,算是在洛阳驻足了。

    自此,洛阳的古董店中多了一位白须飘忽的花甲“老者”常来光顾,以打发其闲得无聊的时光。

    就这样,“南京国民政府”极有效率地完成了“迁都”洛阳,却将已充满硝烟了的上海置于脑后,连“商潢战役”战鼓声甚紧了的豫南也顾不及了。

    且说,“南京国民政府”忙着“迁都”洛阳之时,区寿年的“第十九路军”的“第七十八师”却仍坚守在上海,严阵以待准备抗击卷土重来的“日军”。

    果然,三天后,“日军”又调来了野村吉三郎的“新编第三舰队”驶抵上海,并由野村吉三郎替换盐泽幸一《任》“指挥”。同时,有“久留米联队”之称、曾属神尾光臣的“第十八师团”的“第五十六联队”也随同调至。

    如此,“日军”参战的兵力骤增了。

    野村吉三郎接《任》“指挥”后,即调兵布局、准备对“中国军队”再发起进攻。

    因此时,参与“淞沪抗战”的“中国军队”的指挥部设在嘉定南翔镇。于是,野村吉三郎《命令》其亲率的“第三舰队”攻打吴淞,刚调《任》的“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鲛岛具重率其辖下的“海军陆战队”攻打闸北;而“久留米联队”则攻打江湾,欲“切断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

    如此,“中、日”之间一场大战在即了。

    而此时,已迁往洛阳了的蒋介石见“淞沪战争”越打越大,又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因此,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致《电》蒋光鼐与蔡廷锴,《命令》“‘第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离上海”。

    然而,蒋光鼐与蔡廷锴已将“抗敌、御侮”视为己任;因此,拒不执行《命令》;非但没有将已在上海的区寿年的“第七十八师”撤离,反而将“第十九路军”驻在“京沪铁道”沿线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的沈光汉的“第六十师”、驻防南京至镇江一带的毛维寿的“第六十一师”等部也调往上海驰援。

    蒋介石见蒋光鼐与蔡廷锴竟敢抗《命》不遵,盛怒之下遂以“扣发饷粮”施压。

    同时,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另行下《令》,《命》驻于上海附近的部队“不得驰援”;欲以此“断粮、断饷”且“绝援”,迫使“第十九路军”遵《命》离沪。

    不过,“第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得到了“国民”的支持。上海社会各界自发地捐款损物,在短时间内筹措了部队所需的钱物,送到“第十九路军”手里。所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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