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新国府迁都洛阳 十九路淞沪抗战 (第4/4页)

给“第十九路军”一枪一弹。

    不过，“‘第十九路军’将士”见能留沪“抗战”了，士气更是为之大振。

    张治中的“第五军”进抵上海后，布防于江湾以北至吴淞一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则布防于江湾以南至闸北一线，为“右翼军”。如此，两军联手严阵以待，准备抵御“日军”的再次来犯。

    二月十八日，植田谦吉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军队’于二月二十日十七时前撤离闸北与吴淞”。

    对此，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将领当然不会答应；因此，没予理睬。

    植田谦吉见“中国军队”不理睬，遂于二月二十日下令发起总攻。

    这次，植田谦吉打算采用“先从中间突破，再向两翼分击”的战术；于是，他《命》“‘海军陆战队’攻打吴淞，‘久留米联队’攻打闸北”，自率的“第九师团”则主攻江湾。

    于是，“中、日”两军又在吴淞、江湾、闸北等地交战了。

    蒋光鼐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的“第五军”并肩作战，抵住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中、日”两军激战六昼夜，难分难解。

    只是，“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在庙行镇临阵指挥抗击“日军”时，却腹部中弹受伤了。俞济时负伤后，只得离开火线返后方治疗，“第八十八师”则交由该师“第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代行“指挥”。

    孙元良接过“指挥”后，果是有能耐；硬是将进攻庙行镇的“日军”击退，取得了“庙行镇战斗”的胜利。

    “日本军部”见多次增兵并几易主帅，仍难以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不由得气急败坏了。为此，二月二十三日，“日本内阁”决定“再派遣陆军增援”。

    于是，“日军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任》“田中内阁”时的“陆相”白川义则《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接替植田谦吉。

    白川义则上《任》后，则将“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鲛岛具重撤换，由植松练磨接任。

    同时，厚东笃太郎的“第十一师团”、松木直亮的“第十四师团”也派往上海参战；并增调了数十架飞机，以便对“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必将上海夺取。

    “日军”不断增兵后、总兵力达到九万，并有大批飞机与军舰助战；“中国守军”虽也增了张治中的一个军，但总兵力只有五万。

    如此，“中、日”双方的兵力相差太过悬殊了；“日军”在兵力与装备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军队”欲守住上海情势仍堪忧。

    不过，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部的“将士”因都怀着一颗保家卫国之心、不畏强敌；“日军”发动了数次强攻，仍都被“中国军队”顶住了，终难突破。

    白川义则见难以从正面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遂密《令》新《任》“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植松练磨率部从“中国军队”布防相对较弱、位于江苏太仓、有“六国码头”之称的浏河镇实施突破。

    于是，三月一日，，植松练磨率部由“第三舰队”护送，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一举攻占了浏河镇。然后，从侧后对驻守吴淞、闸北等地的“中国守军”实施包抄。

    如此一来，“中国守军”腹背受敌了。

    为免使后路被断，张治中部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

    而蒋光鼐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因已与“日军”交战多时，“中央政府”却没给一枪一弹，此时已是弹尽；因此，也只得挥泪撤离闸北防地。

    不过，时《任》“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所率的“第一二二旅”却仍坚守在上海的江湾、大场一线，孤军奋战、顽强地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的吴淞、闸北等地这才被“日军”占领；如此，淞沪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对“中国军队”大不利了。

    此时，“列强”见“日军”攻破“中国守军”的防线后夺取了吴淞、闸北等地，开始担心“上海或会被日本独占”；因此，这才打算对“日军”采取遏制措施了。

    于是，“英、法、美”等“列强”一面谴责“日本违背《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一面则调兵入沪，以迫使“日军”止步。

    很快的，英国调派军舰十艘、兵员六千进抵上海，法国也向上海增兵三千，美国则几乎将其在亚洲的十七艘军舰全部集结到了吴淞口。

    “英、法、美”等“列强”摆开如此阵势后，果然令“日本政府”感到了压力。

    虽然，时由犬养毅《任》“首相”的“日本内阁”继承了田中义一的衣钵也主张“侵华”，但对于“军方”用“赤裸裸的武力入侵”却持异议；因此，打算“接受‘列强’的‘调停’”，欲从“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日本大藏相”高桥是清更是感到“日本若是与各‘列强’为敌，就会陷入孤立的境地，必将自取灭亡”。

    “日本内大臣”牧野伸显也担心“‘列强’出面干涉了，‘日军’若再战，恐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非但‘淞沪战场’上会失利，连已到手了的‘东三省’或也会有变。因此，须见好就收。”

    如此，日本“犬养毅‘内阁’”因害怕与各“列强”撕破脸后难以收场，这才决定“接受‘调停’”而与“中国政府”谈判。

    而蒋介石本就不想与日本打，而今见“日本政府”愿意谈判了，正巴不得。于是，在“列强”的居间“调停”下，“中、日”双方终于坐下来谈判了。

    “中、日谈判”在“英国领事馆”中进行，“中方”的“谈判代表”是“外交次长”郭泰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和“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的“谈判代表”则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

    就这样，自三月十四日开始，“中、日谈判”时断时续地进行。

    “中、日谈判”开始后，“淞沪战场”上的枪声仍未完全停息；不过，双方的交火已是零星偶闻、不再如前激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