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殊日寇虹口爆炸 再辱国淞沪协 (第1/4页)

    【史要】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淞沪停战协定》；“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并整编，“南雄、水口战役”……

    却说，“红军”东进福建打响“漳州战役”之时，由“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居间调停的中、日“淞沪谈判”也在时断时续地进行中。

    时在洛阳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急欲与日“议和”，以便“淞沪停战”后能尽早还都南京。

    然而，已从战争中获取利益了的日本却无“停战、议和”的诚意；其坐到谈判桌前，无非是碍于“列强”调停及国际社会的一些压力而已。

    所以，当“中方”希望能恢复到战前状态时，已侵入淞沪了的“日军”岂肯答应？因此，“日方代表”总会利用各种借口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有时甚至于以“缺席”的方式加以阻挠；意在迫“中方”作出让步，以让“日方”得到更多的东西。

    因此，中、日的“淞沪谈判”自三月十四日开谈以来，虽已历时了一个多月却毫无结果。

    同时，“日军”由于攻占了上海的吴淞、江湾、闸北等地，显得甚是得意张狂；准备于四月二十九日藉“庆祝昭和天皇的生日‘天长节’”之机，在已被占领的“上海虹口公园”内举行所谓的“‘淞沪战争’祝捷大会”。

    “日军”欲在上海召开“祝捷大会”，这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更令中国军民忍无可忍了。

    连本就不愿“对日妥协”、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也潜至上海，与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及其“友人”、时《任》“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王亚樵密商对策；最后，决定“采用暗杀方式、捣毁‘日军’的‘祝捷大会’”，以雪国耻、将日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提到暗杀，这可是王亚樵的拿手绝活；因此，王亚樵二话没说、义不容辞地担下了这个任务。

    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早年参加过“讨袁”、“护法”，曾《任》“安徽宣慰副使”。

    目睹“列强”侵华瓜分中国，政府却软弱无能，致使“华夏民族”濒临垂亡；秉性倔强、嫉恶如仇的王亚樵甚感痛心疾首，遂常以“行刺、暗杀”等非常手段除jianian灭暴、为国效命。

    王亚樵曾于一九二三年就成功刺杀了“江苏都督”齐燮元的“亲信”、时《任》“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后又刺杀了蒋介石的“亲信”、时《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王亚樵对于蒋介石竟干出如此滥杀无辜、行“亲者痛，仇者快”之为深恶痛绝，遂成了一名激进的“反蒋”人物；尔后，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味的叫嚣“攘外须先安内”、对日“不抵抗”而热衷于内战，更令王亚樵觉得乃是“国难所致”之祸根。因此，打算干掉蒋介石；并于一九三一年六月，派人潜往庐山、欲刺杀蒋介石，以为国除害。

    然因，蒋介石防范甚严，此事未竟、终成遗憾。

    不过，王亚樵已因其大无畏地敢于仗义侠行、且善于行刺而闻名于世，故有“暗杀大王”之称。

    只是，王亚樵承手“捣毁‘祝捷大会’”的任务后，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原来，日本也明白中国人必不会让他们在中国的境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所以，担心这次活动不会顺利，也就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甚至于“不许任何中国人进入会场”。

    如此一来，王亚樵就难以入场、亲自动手了。

    然而，王亚樵却不肯罢休。为此，他找到了与其交情颇深、流亡在上海、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欲“借助韩国人之手”成事。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后的一九一九年四月十日，由流亡在上海的李东宁、李光洙、孙贞道、白南士、李承晚、安昌浩、金奎植、李始荣、崔在亨、李东辉、文昌范、赵素昂、申翼熙、玄楯、李春塾、鲜于赫、曹成焕、南亨佑等二十九位“韩国志士”，在位于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二十二号的玄楯住所内成立的。

    其宗旨是“抗日复国”、“争取民族独立”、“恢复国权”，这与“中华民族”正在进行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可谓是目标一致、同仇敌忾。

    因此，王亚樵求助后，安昌浩慨然应诺。

    尔后，俩人又约见了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金九，以共商对策。

    金九是朝鲜黄海道海州人，曾组织过“韩国独立党”、“韩人爱国团”等秘密组织。

    为雪国耻，金九已于三个月前的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指挥过“韩人爱国团”成员李奉昌实施了未遂的刺杀“日本裕仁天皇”的“樱田门事件”。

    而今，中国人有求，正为刺杀“日本天皇”未遂、而深感遗憾的金九当然欣诺，遂又派“韩人爱国团”的另一成员、朝鲜坡平尹氏人尹奉吉前往执行。

    尹奉吉，朝鲜忠清南道礼山人；其三岁时，韩国就被日本吞并沦为了殖民地。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鲜半岛上爆发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时，年仅十一岁的尹奉吉又目睹了“日军”对韩国民众的残酷镇压；在“三·一独立运动”日中，共有七千五百余人被“日军”杀害，另有一万六千余人受伤，四万七千余人被捕，这血腥的一幕令幼小的尹奉吉终生难忘且对“日军”充满了仇恨。

    因此，一年前，尹奉吉经中国的东北、青岛辗转抵达上海结识金九后，即加入了“韩国人爱国团”，并誓言“抗日救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而今，尹奉吉见“为国效忠”的机会到了，岂可错失？即欣然受《命》。

    四月二十九日，尹奉吉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后、就无所顾忌地毅然前往了。

    由于，尹奉吉通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