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战乐宜得而复失 失兵权宁都会议 (第3/4页)
”原定的《计划》全被打乱了。 这么一来，左有驻在南城的李云杰、许克祥、毛炳文等三个师，右有已夺取乐安、宜黄了的罗卓英、周至柔、陈时骥等三个师，“红一方面军”被夹在中间、处于两面受敌的窘境了。 而数月来，“红一方面军”东进闽南、西征粤北、北上赣中，马不停蹄地打了“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如此千里征战、连续作战，将士实已甚感疲惫、亟需休整了。 鉴于此，******、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王稼祥等人经商议后，觉得“不该滞留于此，而应让‘红一方面军’撤返招携、东韶一线进行休整，采用积极防御战略、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局势”。 在求得一致意见后，毛＊泽＊东＊与朱德当机立断下《令》“撤军”；于是，“红一方面军”各部折向南返、撤往东韶、抓紧休整。 而由于，此时的******专注于对中＊共＊“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的“围剿”；赣中的变局虽将他惊扰了，但他在向何应钦与陈诚等下《令》后，自己却无暇他顾、而仍将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搁置一旁。 因此，当何应钦见“‘红军’已被阻截”，陈诚将乐安、宜黄夺回后，皆觉得“可向‘委员长’交差了”；因而，都“就此打住”，谁也没再对南撤的“红军”追击。 如此，“国、共”两党的军队在赣中经过一番拉锯战后，终于偃旗息鼓了。 且说，“苏区中央局”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电》函后，方知“红一方面军”没有遵照《军事计划》所制定的“攻打南城”；顿时，后方“苏区中央局”炸开锅了。 认为，这不仅是“简单的‘打不打南城？’而是‘要不要执行中央积极进攻战略’的原则性问题”，绝不能含糊。 因而，后方“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前方的“红一方面军”必须执行“临时中央”的《军事训令》与“中革军委”的《军事计划》“务须攻取南城、并继续北上进取抚州与南昌”。 然而，毛＊泽＊东＊觉得“这一《命令》实难执行”；遂置之不理，仍下《令》“‘红一方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 如此，“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可谓是南辕北辙了。 而时《任》“中革********”的项英更是觉得“‘红一方面军’不执行《军事计划》，分明是对由他主持、负责制订《军事计划》的‘中革军委’的藐视；而敢于如此为的，定又是喜欢标新立异、一直来我行我素、目空一切的毛＊泽＊东＊”。 看来，绝不该再对毛＊泽＊东＊宽容迁就了；甚至于，得要毛＊泽＊东＊挪个位子；否则，“苏区中央局”与“中革军委”就难以驾驭“中央红军”了。 为此，任弼时与项英等人商议后，决定“立即召开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以解决“‘中央红军’拒不执行‘临时中央’《战略方针》和‘中革军委’《军事计划》”等问题”，并要对毛＊泽＊东＊等人的“消极畏战的‘****主义’”进行无情斗争。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即史称“宁都会议”。 参加“宁都会议”的为“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留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 由于，******、毛＊泽＊东＊等人尚在从前线赶返宁都的途中，第一天的会议则由任弼时主持。 会上，“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成员咄咄逼人的气势占了上风，他们要求“前方将士必须执行‘中央长信’的《指示》、采取‘积极进攻战略’，并遵照《军事计划》要求‘攻取南城、抚州、南昌’”。 而在总结“攻打赣州以来‘中央苏区’的全部工作”时，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 项英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责毛＊泽＊东＊“屡次抗拒中央《指示》，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对胜利缺乏信心，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持怀疑态度，这种‘畏战、****’情绪对革命极其有害。”
项英对毛＊泽＊东＊的指责，得到了“苏区中央局”留下在后方的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人的附和；因此，会议顿时变成了对毛＊泽＊东＊的批判。 翌日，******、毛＊泽＊东＊等人终于赶到；于是，会议改由******主持。 然而，对毛＊泽＊东＊的指责与批判却仍没有消停，且火药味更浓了。对于项英等人的指责，毛＊泽＊东＊却是难以接受。 于是，据理力争、进行解释并反驳：“你们的指责不公正！我们在前方已尽了一切可能按《指示》与《计划》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叫人难以接受；因为，就目前我军的力量，是不可能攻取中心城市的。何况，前方的情况是多变的，作战打仗岂可拘泥于一成不变的《计划》？只有随机应变，才可出奇制胜；所以，即使是最周密的计划，也得根据时势与战局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否则，岂不成了纸上谈兵？那只会导致作战失利、使红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是有过血的教训的。” 毛＊泽＊东＊的反驳，得到了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王稼祥等人的支持。 然而，项英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更容不得他反驳。 因而，打断他的话，斥责道：“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你不敢‘攻打中心城市’，不必用客观原因作辩解；应检查主观原因，深挖思想根源。” 项英的指责，也得到了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人的支持。 如此，在前方指挥作战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与留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形成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矛盾尖锐得难以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