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章反围剿黄陂大捷 破川军三路进攻 (第3/3页)

经木门、长池夺取南江，进而控制大巴山南麓，截断“红四方面军”往陕南的退路。

    而“中央纵队”只配了四个团，集结于苍溪、巴中的龙山场以北，企图经恩阳河夺取巴中。

    “右纵队”十个团则集结于仪陇以北，企图控制巴河沿岸；尔后，协同“中央纵队”进攻巴中，经曾口场、得胜山夺取通江。

    此外，盘踞营山、渠县的杨森的“第二十军”和占据达县、宣汉、万源的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亦相机出动、配合作战。

    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因“四次反‘围剿’”失利，兵力只有一点五万人了；鉴于敌我态势和川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总指挥”徐向前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即先以少数兵力控制敌必经之险隘地区，构筑工事、节节抗击，以消耗、疲惫敌人；再逐步向心收缩，待敌进入“苏区”内地，反攻条件成熟时，则集中兵力实施反击，粉碎围攻。

    因此，遂将“红七十三师”、“红十一师”各一部布置于南江西南之三江坝、长池、木门地区，以对付敌之“左纵队”；而将“红十二师”部署于巴中东南之曾口场、兰草渡地区，以对付“中央纵队”和“右纵队”。

    又将“红十师”布置于通江东面之麻石场、竹峪关一线，将“红十一师”的另一部部署在位于通江西南之江口至得胜山地区，作为“方面军预备队”并警戒刘存厚、杨森部；另外，又将“红七十三师”另一部部署在南江东北之碑坝地区，以警戒陕南方向。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田颂尧向“川、陕苏区”开始全线发起进攻。

    担任主攻的“‘川军’左纵队”由旺苍坝进发，欲经木门、长池，进占南江；作为助攻的“‘川军’中央纵队”由恩阳河进发，欲“取‘巴中’后，会同‘川军右纵队’进占通江”。

    “川军右纵队”则由仪陇进发，欲“经曾口场、得胜山，会同‘川军中央纵队’进占通江”。

    于是，“红四方面军”各路分守关隘顽强抵抗。

    延至三月十八日，““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第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见坚守多日，“川军左纵队”已消耗甚重；遂撤出南江，收紧阵地至南江以东的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一线。

    “红十二师”也从南坝坡等地撤出巴中，收紧阵地至清江渡一线；王宏坤的“红十师”和“红十一师”的“红三十三团”、“红十二师”的“红三十六团”也放弃巴中、南江，向通江撤退。此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二十五日战局又呈对峙状态。

    四月二十六日，“川军”再次发起进攻，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压迫于通江以北，进行围歼”。

    “红四方面军”于杀牛坪、赵公寨、大明垭、屈家山、黑岩场等地给予“川军”大量杀伤后，又于二十九日主动撤出通江城，再次收紧阵地至通江以北的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

    五月中旬，“川军左纵队”进至空山坝，“川、陕边防军”也进占竹峪关，威胁“‘红军’左翼”。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收紧阵地至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战线缩短、主力集中，遂决定“实施反攻”。

    于是，五月十五日，“红四方面军”首先反攻竹峪关，击溃占据该地之“川、陕边防军”，解除了“左翼”的威胁。

    接着，“红四方面军”集中四个师的主力，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向进逼空山坝的“川军”反攻，将其九个团全歼。然后，“红四方面军”又于赵光岭、麻石寨、乌龙垭地区，击溃“‘川军左纵队’’第二十旅”和“第一旅”共四个团，余皆震撼不战而退，“川军左纵队”遂全线崩溃。

    “川军左纵队”被击溃后，“中央纵队”和“右纵队”亦赶紧退兵，“红四方面军”乘胜追击收复失地；至六月上旬，连续收复南江、通江、巴中三城，并进逼仪陇、广元、苍溪。

    田颂尧急调留守部队于三江坝、长池一线阻击，余部退至嘉陵江沿岸转入守势。

    至此，历时四个月的“川军”’三路进攻“川、陕苏区”战役终被粉碎。

    此役中，“红四方面军”毙伤“国民党军”一点四万余人，俘敌万余，缴获辎重无数；并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站稳了脚，开辟了“川、陕苏区”。

    且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反对；为了控制舆论，“国民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进行镇压，禁止言论、逮捕进步人士，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蒋＊介＊石＊明目张胆地践踏民权的行为，宋庆龄、蔡元培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受蒋＊介＊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同盟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杨杏佛《任》“总干事”。

    蒋＊介＊石＊见宋庆龄老是与他过不去，现在又公开与自己对着干，真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宋庆龄毕竟是自己的“二姨”，且是孙中山的“夫人”，被“国人”尊为“国母”而轻易动不得；于是，蒋＊介＊石＊遂决定“来个‘杀杨、儆宋’”，拿杨杏佛开刀。

    蒋＊介＊石＊觉得，“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杨杏佛则是‘同盟’的实干家；一旦除了这样的实干人物，‘同盟’就不会有大的作为了”。

    于是，蒋＊介＊石＊将这事交给了“蓝衣社”骨干戴笠；戴笠受《命》后，即召集“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等人布置任务。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晨，赵理君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五名特务驱车等候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的中研院附近。

    八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登车驶出中研院大门时，候着的特务们同时朝车内射击，杨杏佛当即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

    杨杏佛遇害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上海市长”吴铁城《照会》法租界当局，要求“限期破案，缉拿凶手”；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宋庆龄明白，这是蒋＊介＊石＊所为。

    因此，她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一文中严正指出：“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加倍努力，直到实现我们的目标!”

    鲁迅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悼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两天后，鲁迅和上海各界人士冒着大雨往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送殓；从此，“国人”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用暴力、绑架、暗杀的手段迫害进步人士的行为更是义愤填膺了，斗争更是一浪高于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