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失热河少帅下野 同敌忾长城抗战 (第4/4页)

盟军”共九万多人，也聚集到了冯玉祥的麾下。

    如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顿时势盛了。

    黄郛受《命》北上后，即在“英国公使”蓝浦森的斡旋下，与日方进行了秘密谈判。

    由于，蒋＊介＊石＊已对黄郛有过授意，而日本也畏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因此，五月二十五日当晚就达成了《停战案概要备忘录》。

    只是，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接受停战”的苛刻条件。

    “南京政府”为尽快结束战争，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一切要求。

    五月三十日，何应钦又派遣“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赴密云、同“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再次谈判；并于五月三十一日，中、日双方就签定了《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一百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也不能越过该线；日本军队则可用飞机或其它方法施以侦察，中国方面应加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长城线以南的上述地区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如此，实际上承认了“长城成了中国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并且，划定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华北的主权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殆尽，为“日军”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提供了方便。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冯玉祥难以接受；立即《通电》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并《宣布》“将独立与日本作战”。

    至六月十五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已有十二万人，十万条枪。

    于是，六月二十二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哈尔北部的“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又向驻守多伦的“日军”发起反击。

    多伦是察哈尔的重镇，为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此时，有茂木谦之助的“关东军骑兵第四旅团”驻守，加上从康保、宝昌、沽源等地溃逃而来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李守信部，兵力实是不少。

    七月四日，“同盟军”开始攻打多伦，激战三天，外围“伪军”逐渐不支。

    吉鸿昌遂下《令》“总攻”，并亲临前线督战；“同盟军”邓文、李忠义、张凌云部同时发起猛攻，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

    七月十二日，“同盟军”士兵化装成“回民商贩”混入多伦城内，突然发动攻击。

    “日、伪军”猝不及防，白刃格斗四个小时后渐感不支；最后，从东门突围，向驻于丰宁的西义一的“关东军第八师团”靠拢。

    至此，察哈尔东部四县全被收复；“国人”为之欢欣鼓舞，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贺《电》。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大为惊愕；冯玉祥如此振臂一呼，就有大批旧部投其麾下，且一举收复了察哈尔东部四县。

    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公然“自立山头”的行为，遂公开《声明》“不承认同盟军的合法地位”，断绝内地与察哈尔省的一切联系；并《命令》：“‘晋绥军’集中于山西北部、‘西北军’和‘中央军’集中于冀北，作军事围剿准备。”

    同时，还派出大批政客、间谍前往“同盟军”各部分化、收买。

    不久，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鲍刚等人被收买成功“归顺中央”；“同盟军左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五路总指挥”邓文被暗杀，“同盟军”顿时分崩离析。

    八月八日，“关东军”分两路进行反攻，北路攻打多伦，南路打沽源。

    吉鸿昌部奋力抵抗，暂时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但是，“同盟军”缺枪少弹，处境越来越艰难。八月中旬，多伦终于失陷。

    冯玉祥鉴于“同盟军”内部不稳、濒临破产，又无外援、弹尽粮绝的窘境；遂不得不与“国民政府”接洽，《宣布》“‘同盟军’归顺中央”，他个人“辞去‘同盟军总司令’之职”；同时，解散“同盟军”，各部任由去留。

    此后，冯玉祥回到泰山隐居。

    此时，宋哲元奉何应钦之《命》，收编了张凌云、佟麟阁、檀自新、乜玉岭、唐聚五等部。

    方振武决定“与‘国民政府’对抗到底”，向东往独石口转移。

    而吉鸿昌部则向绥远西进，欲前往宁夏。结果，在二台子一带遭到“晋绥军”傅作义部和原“同盟军”的张凌云部的围攻；只得折返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合。

    九月十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云州整编队伍，决定“公开对抗‘南京国民政府’自立山头”，并将部队改名为“抗日讨贼军”。

    “抗日讨贼军”组成后，即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占了怀柔、密云。

    十月初，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将“抗日讨贼军”包围在昌平、汤山一带。

    “抗日讨贼军”在外无援兵、内缺补给的情况下，苦战十余日；最终，仅剩下四百余人，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方振武、吉鸿昌不愿投诚，遂不得不化妆遁逃。

    至此，轰轰烈烈的“察哈尔军民”自发的“抗日”烽火终于被扑灭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蒋＊介＊石＊对吉鸿昌早已恨之入骨，即下《令》“立时枪决”。

    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在北平遇害。临刑前，留下了浩气长存的《诗篇》：“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而方振武自“抗日讨贼军”失败后长期隐居于香港，后也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这些皆为后话，此顺提，不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