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强渡乌江破黔军 遵义会议从头越 (第2/4页)

“红五军团”通过架设浮桥到达对岸，“纵队红三军团”也从茶山关渡口过乌江。

    至下午五时，“红军”强渡乌江成功，“红一军团红二师”的先头部队还占领了“黔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猪场。

    “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见乌江天堑已失，只得向遵义败退。

    一月四日，“红九军团”也占领了遵义东北相距百余里的湄潭，“红三军团”进至遵义县南白镇的懒板凳，红五军团”已在乌江南岸经中坪、龙旺逼近开阳。

    第二天，“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六团”更是在“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攻取距遵义五十余里的团溪，并在遵义城外桑木垭、丰乐桥与“黔军教导师”激战。

    驻守遵义的“黔军”大溃弃城而走，“黔军教导师副师长”、“遵义城防司令”侯汉佑率部从遵义北门往娄山关败逃。

    一月六日，“红一军团红二师”攻克遵义；并乘胜向娄山关、桐梓方向追击，扩大战果。

    王家烈只得《电告》蒋＊介＊石＊：“匪大部渡过乌江，一股在江界河向我猛攻，又一股在乌江南岸逼近开阳；支日分陷湄潭、团溪，遵义已失。”

    殊不知，蒋＊介＊石＊正有意借“追剿‘红军’”之名跟着进入黔境；今见“黔军”败退，正中下怀。

    于是，蒋＊介＊石＊《任命》薛岳为“贵州省绥靖公署主任”，《令》其率已在镇远等地的“追剿军”进驻贵阳。

    薛岳进驻贵阳后，即控制了贵州局势；随即，《任命》“黔军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恩演为“贵阳警备司令”，接管贵阳防护。

    于是，“国民党中央军”反客为主了。

    且说，还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

    自从“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以后，作战又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黎平会议”后形势才有所改观，使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从经验教训中终于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因此，强烈要求“更换中央领导班子，改变军事路线”。

    这时，******、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开始反省“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中央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把“国民党军”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遂决定利用这一短暂的休整机会，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九十六号原“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现“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内举行，史称“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与“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另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李卓然、******、伍修权等人，“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也出席了会议。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政策上和军事指导上有个别错误”，而不承认“是路线及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及与其他‘苏区’和白区的工作配合不够”，竭力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

    随后，由******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听了博古的《报告》，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接着，洛甫、王稼祥也说：“不同意。”

    于是，其他人都纷纷表态：“不同意”。

    然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道：“博古同志的《报告》，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为，这个总结《报告》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了‘全线出击’的口号，后来变成了‘全线防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二点五比一；‘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五比一；‘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十比一；‘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四十万，红军四万，仍然是十比一；前四次‘反围剿’，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我们却赢得了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仍然是十比一；而这次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吗？李德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在瞎指挥，哪能不败阵！？”

    李德凭着一种直觉，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听完伍修权的翻译后，李德眨巴着眼、一脸不高兴。但是，毛＊泽＊东＊讲的又全是事实，李德不好辩护、更不便发火。

    洛甫接口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有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的分析归纳，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很欣赏。”

    彭德怀对李德的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