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过草地红军北上 张国涛变卦南下 (第1/3页)

    【史要】“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红军”过草地；张国涛变卦“南下”，“俄界会议”；“腊子

    口战役”……

    却说，“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后，确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后，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然后，将“红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

    然而，当进至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西部的毛儿盖时，闻知胡宗南部的主力已在松潘集结；这一敌情的变化，使张国焘又发生了动摇。

    于是，张国焘主张“主力走阿坝，另一部走班佑”；结果，延宕了部队北进行动，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央军委”鉴于这种情况，遂放弃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八月三日，从新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以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形成发展的局势。

    为执行这一《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

    “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从卓克基往攻阿坝；“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由周＊恩＊来、毛＊泽＊东、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往攻班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则随“右路军”行动。

    为了促使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松潘县毛尔盖区下八寨乡的沙窝寨子举行会议”，史称“沙窝会议”。

    八月四日，“沙窝会议”召开，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等十一人出席会议。

    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

    会上，张闻天首先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张闻天的《报告》，大家一致表示“赞同”；对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后，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

    接着，讨论第二项议程“组织问题”时；因为，此时的“红四方面军”有六万五千多人，而“红一方面军”不到三万人。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了“要增加‘红四方面军’的九个人进‘中央政治局’”。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共只有八人；张国涛一下子就要增加九人，他的意见自然的遭到了否认。张国涛满肚子不高兴，在会上吵得很凶。

    毛＊泽＊东也不让步，对张国焘讥喻道：“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呀！？”

    所谓“督军团会议”即“军阀会议”，意思是“凭谁的枪多、人多，谁就是老大”，此话讥喻张国焘是在“向中央要权”可谓一针见血。

    最后，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两人为‘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

    不过，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吸收‘红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于是，徐向前也增补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

    如此，张国焘这才缄口。

    同时，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而此时，“国民党军”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

    据此，“中＊共＊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

    并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电》示张国焘：“‘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并强调“目前应专力北向”。

    八月十九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十五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四川的毛儿盖举行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

    “毛儿盖会议”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等十二人参加；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打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也因重病在身，未能到会。

    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红军’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

    并进一步阐述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的四点理由，即：“一是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二是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三是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四是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壮大回民的地方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接着，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在发言中，都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

    大家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

    但是，与会者也估计到“‘左路军’不来与‘右路军’会合的可能性”；

    因此，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