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少帅义释蒋中正 介石翻脸囚汉卿 (第2/4页)

、民族危亡，又有多少革命志士倒在了他的屠刀之下。所以，蒋＊介＊石早已是遭“国人”共愤与唾骂，可谓是“人人得而殊之”了；许多共产党员更欲“杀掉蒋＊介＊石”，以泄心头之愤、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倒是十分冷静；他们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杀蒋’”。

    因为，一旦杀掉蒋＊介＊石，中国就将陷入更大的内战和混乱之中；那样，只会有利于日本侵华。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当务之急是“抗日救亡”；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包括团结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力量。何况，“国民党军队”现有几百万之众，是“抗日”中必不可少的力量；蒋＊介＊石是“国民党军”的“统帅”，是眼下无人可替代的人物。所以，中＊共＊中央不赞成“杀掉蒋＊介＊石”；认为，只要蒋＊介＊石能放弃“剿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应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件”。

    而此时，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闻知“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把他们的‘统帅’给扣押了”，唯恐“一旦蒋＊介＊石有所不测，中国就会再次陷入‘辛亥革命’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人能领导抵抗日本”。

    因为，在他认为“目前，蒋＊介＊石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抗日”；而如果“中国无力抵抗日本，日本便可入侵并占领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后方，无所顾忌地北上进攻苏联”；若是真出现那种局面，却是苏联最不愿看到的；因为，当时苏联担心着希特勒的扩张野心，苏联没有能力、同时东西两面作战。

    因而，为自身考虑，斯大林也“不赞成杀掉蒋＊介＊石”；于是，斯大林给中＊共＊中央《指示》：“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释放蒋＊介＊石。”

    而此时，王明曾拟自莫斯科致《电》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枪毙蒋＊介＊石”；但是，被斯大林制止了。

    这样，斯大林的《《指示》》与中＊共＊中央意见相符；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并派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赴西安传达中＊共＊的意见、参与解决“西安事变”。

    此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对“是否释放蒋＊介＊石”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有人主张“继续扣押蒋＊介＊石”，以“令蒋＊介＊石在西安发号施令”；有人“同意释放蒋＊介＊石”，但坚持“蒋＊介＊石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介＊石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

    而由于，蒋＊介＊石不肯与张学良谈判，张学良也就不能在无条件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致使，于右任的“宣抚、绥靖”未成。

    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在“绥靖”未成的情况下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戴季陶等一批“国民党元老”声泪俱下、大声疾呼，主张“武力声讨‘张、杨’”。

    各界《函电》交驰，要求“对西安进行‘讨伐’”。

    于是，“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两面同时向西安进军。”

    对于戴季陶等人的强硬态度，宋美龄极为不满，担心因此激化南京与西安的矛盾。

    此时，宋美龄力主“和平解决”，她在“中央军校”发表《演说》时指责：“主张‘讨伐’者，别有用心。”

    于是，戴季陶等人就转变了立场。

    然而，何应钦却仍然没有转变，言：“彼一妇人耳，只知救丈夫而已。”

    随即，何应钦《明令》“讨伐西安”；并下《令》“空军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和赤水车站。”不过，当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时，却只投撒传单、低飞示威，始终未向西安扔下一枚炸弹。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当张学良告知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渭南、华县等地轰炸”的消息时，蒋＊介＊石这才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为使自己避免死于狂轰滥炸中，蒋＊介＊石遂赶紧写一道《手令》：“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之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之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经张学良、杨虎城同意后，将《手令》交由蒋鼎文携回南京。

    而此时，日本已于十二月十七日，增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汉口；日本国内的部份“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正悬盼中国内战的爆发，得以此为籍口可以大规模的入侵、完成其统制中国的迷梦。

    十七日当天，蒋鼎文到达南京，把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主持军事行动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同时，送“京、沪”各《报》发表。

    何应钦见到《手令》后，遂于十二月十八日改变了原定《计划》，表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停战三日”。

    然而，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僵局尚未打破；张学良与杨虎城也因此意见严重分歧，发生了激烈冲突。

    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及时赶到，俩人还在争执；周＊恩＊来劝张学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

    然后，与俩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周＊恩＊来充分地“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爱国的正义举动”；同时，指出：“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

    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至情至理的谈话，使张学良、杨虎城深为感动和佩服。经过几天的交心、勾通和协商，张学良、杨虎城终于接受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十二月二十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张、杨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

    《书》中阐明了“西安事变”是被迫而为，列举了“国民政府”长期只知“打内战、不抵抗”的实质，重申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时，表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愿为“抗日救亡”而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