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日寇卢沟桥事变 宋哲元丢失平津 (第1/2页)

    【史要】卢沟桥事变，廊坊事变，广安门事变；通州起义；北平、天津失陷……

    却说，一九三七年，日本策动晋、冀、鲁、绥、察五省“自治”未成；但是，签订了《何梅协定》把国民党中央军迫出张北，代之以宋哲元的原西北军；接着，又签订了《秦土协定》，把宋哲元也迫入了平、津，丧失了冀、察两省的主权。

    然而，日军仍未息手；他们改变手法，企图趁中国尚未完全统一和国力不强的时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辖有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一三二师、第一四三师四个步兵师，第九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加上保安部队总兵力约十万人，驻守北平、天津；曾和日军在一九三三年的长城抗战中有过交锋，是在华北能与日本抗衡的主要力量。

    此时，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平、津”一线；在通县扶持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基本上把冀东二十二县划入了势力范围。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辖河边正三的第四旅团约六千人，分驻在北平、天津、通县、山海关等地，已经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对平、津形成合围之势；于是，下一个目标就是北平和天津。

    当时，日军在丰台的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有一个从六月至十月的“中期训练计划”，是以中队为单位进行夜间战术课目训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间，第三大队的演习课题是“利用黄昏接近‘敌军’主阵地，拂晓时发起突然攻击”。

    演习当天晚上二十二时四十分，从演习场不远的龙王庙中国第二十九军阵地传来几声枪响；随之，日军驻丰台的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即《令》吹号集合、停止演习。

    此后，又听到从宛平方向响起十多枪；当时，集合好部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现场却寻找不见，以为是进了宛平城。

    于是，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即向驻丰台营区的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同时，通过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查找这名士兵”。

    宛平城是中国军队的驻地，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自然的遭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的拒绝。

    此时，日军在北平的“中国驻屯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在离秦皇岛不远的南大寺对“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及第一联队之一部进行检阅，该旅团则交由“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代理。

    第三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报告后，一面集合部队准备去卢沟桥地区，一面以电话向在北平城内东交民巷的牟田口廉也联队长请示。

    此时，日军所称“丢失”的那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原来是因肚泻之故、才点名未到；但是，二十分钟后即已归队。

    按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应可冰释。

    然而，日本正为全面侵华寻找借口；现在，认为这正是一个寻衅的机会，岂肯轻易错过？因而，清水节郎故意隐匿不报。

    此时，宛平方向又传来几声枪响；于是，牟田口廉也《命令》道：“立即部署部队准备战斗。”

    如此，日军就借口“卢沟桥事变”蓄意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事变发生日为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故又名“七·七事变”。

    牟田口廉也下达《命令》的同时，又向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报告了卢沟桥发生的情况；然后，即派第一联队附森田彻率一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小队到宛平城进行交涉，一木清直的第三大队则在宛平城外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七月八日零点以后，接到《命令》后的一木清直立即率领第三大队向卢沟桥进发。

    一木青直率部到达卢沟桥后，牟田口廉也即下达战斗《命令》；于是，七月八日凌晨五时三十分，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对驻于龙王庙和宛平城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发起了攻击。

    从此，日军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十五公里的永定河上，可谓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卢沟桥又是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侵华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便成了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

    所以，卢沟桥的位子十分重要。

    此时，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驻军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见日军来攻，即率部抵抗；于是，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七·七事变”当天，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尚在山东乐陵的家中，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则在保定的河北省政府内；因此，反击刚开始，是由在西苑的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直接指挥。

    中国守军第二一九团击退了日本驻屯军第三大队的进攻，用伤亡一百八十多人的代价守住了卢沟桥，并于七月八日夜里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只是，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有四个人生存，余皆壮烈牺牲。

    “七·七事变”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就《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抵抗”；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等口号。

    蒋＊介＊石也于七月十七日发表了“关于解决卢沟桥事变”的谈话，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并《致电》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等人，要求“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从而，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

    “七·七事变”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日军见暂时很难占领卢沟桥，便进行“现地谈判”，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利用谈判时间调兵遣将。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上任时，东京军部就规定他的任务是“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必要时使用武力，兵力部署地域为北平经天津至山海关的北宁铁路沿线”；其作战方针是“一旦有事，制敌机先，迅速达到战争目的；和陆海军协同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

    然而，中国驻军在“卢沟桥事件”中的顽强抵抗的英雄精神，是日军始料不及的，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于是，日本政府一面放出“不扩大事态”的烟幕，用以欺骗世界舆论，麻痹国民党政府当局；—面争取时间，密谋策划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七月十一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大藏相，简称“五相”会议决定：“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以加强‘中国驻屯军’。”

    同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向华增兵的政府声明》及《临参命第56、57号》，下达“调关东军、朝鲜军各一部以加强中国驻屯军”。

    并于七月九日、十一日、十九日，日本“中国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了所谓的《停战协议》。然而，这些所谓的“停战”，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很快的，就被日军断断续续的枪炮声撕破了。

    同时，日本撤掉了正在养病的田代皖一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职务，由曾任“日本关东军旅团长”的香月清司接任。

    田代皖一郎闻讯后，羞愤交集；于七月十六日，